郭永秉：《柏梁臺詩》的文本性質、撰作時代及其文學史意義再探
提要
《柏梁臺詩》傳統上被認爲是一種“聯句”文本，但其實原詩並非二十六句聯句，而是一首完整的、内部分成三個自然意群的七言詩。結合一些新出的漢代俗文學資料分析《柏梁臺詩》文本，可知它很可能是西漢中期的閭里書師編纂的具有蒙學教育作用的俗文學作品。此詩後來可能被附會爲東方朔的作品收入《東方朔别傳》，意在表現東方朔的機敏。大約在東晉以後，因爲多重因素影響，《柏梁臺詩》被人爲拆解成聯句，並仿照《大言賦》起頭部分增改了詩的小序，製造出南北朝文人知識系統中漢武帝與群臣柏梁臺聯句的典實。南朝劉宋以後君臣聯句活動的興起也與《柏梁臺詩》文本形式、性質的變化有密切的關聯。《柏梁臺詩》雖非聯句之祖，但在文學史上卻是目前可見最早的完整純七言詩，在七言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獨特價值，相較單句單行、句句韻的早期七言的基本特徵而言，《柏梁臺詩》已有比較明顯的發展，從句子之間的意脉關聯和上下句式照應的角度，已能看到後來七言句句韻的主流形式特徵。
作者簡介
郭永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柏梁臺詩》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具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它至少跟“七言、聯句、漢武帝、東方朔”這幾個關鍵詞相聯繫，既有帝王、名流的背景，又與文學體式的源頭相關，所以很受學者注意。過去對《柏梁臺詩》的真僞及時代問題，有很多討論，學者從文學史、歷史、語言學等諸多角度入手，取得了很多成績。本文想從《柏梁臺詩》文本性質和撰作時代的討論入手，提出有關《柏梁臺詩》被改造爲柏梁臺上君臣聯句過程的推測，並重新研究它在文學史上的價值，錯誤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教。
一、對“聯句”文本性質的質疑
學者質疑《柏梁臺詩》可靠性的意見，大體上分作兩類，一類認爲是後代僞作，也就是將作品的時代和柏梁臺聯句事的真實性一併加以否定（以顧炎武[1]、游國恩等人的意見爲代表[2]）；一類是主張應是西漢的作品，也就是基本上確認作品的時代性，但不認爲詩是武帝時柏梁臺的實録，是所謂“擬作”（以丁邦新[3]、孫正軍等人的意見爲代表[4]）。而主張《柏梁臺詩》可靠的意見，則多是連同作品的時代性和聯句之事的真實性一起加以肯定的（以逯欽立[5]、余冠英[6]、陳直[7]、王暉等人的意見爲代表[8]）。這看似對立的幾種意見，其實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把《柏梁臺詩》跟武帝與群臣登柏梁臺聯句的“本事”直接聯繫起來的，並認爲是二十六人，人各作一句，哪怕主張擬作、僞託、僞作之説的人，也對此並無疑議。
這個共識無疑建立於《東方朔别傳》所宣稱的詩本事的基礎上。《世説新語·排調》“王子猷詣謝公”條劉孝標注：“《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9]但《東方朔别傳》所説的，是否真就是所謂《柏梁臺詩》的創作背景呢？這就好比《詩序》所稱的詩旨、《宋書·樂志》等所記的吴聲、西曲的本事是否確切可靠一樣，都是需要研討論證的問題。柏梁臺宴飲作詩事，不見於可靠的漢代史籍記載。不過，武帝時有没有實際發生過柏梁臺宴飲作詩之事，跟《柏梁臺詩》的本事是否漢武帝時柏梁臺上作詩，倒又是兩個問題。就前面所列的這些學者的意見而言，一般能够設想到詩歌背景和本事的可能性有這樣幾種：如確實有過實際的柏梁臺宴飲作詩之事，此詩的創作自然有可能被放置在武帝時的那個歷史場景，如没有發生過柏梁臺作詩這件事情，作者也完全憑藉文學的想像構建一個宴飲賦詩的場景；當然，也有可能《柏梁臺詩》就是漢武帝時宴飲作詩的實録。這幾種可能性正是傳統對《柏梁臺詩》看法的立足點。然而，還有一種可能性也同樣不能排除，那就是無論柏梁臺宴飲作詩史事的背景是否確實存在，原詩創作時其實並未將其本事安置在柏梁臺上，只是因爲“總領從官柏梁臺”一句而被後來編纂東方朔故事的人附會爲柏梁臺上所作並收入書中的。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柏梁臺詩》的文本，就會發現把這首詩視爲柏梁臺上君臣的“聯句”，是很成問題的。
章樵注本《古文苑》所收《柏梁臺詩》全文如下：
日月星辰和四時。皇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孝王武。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下注略）。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下注略）。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鍾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禄勳徐自爲。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飭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陳粟萬石揚㠯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宫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下注略）。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下注略）。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下注略）。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薄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張罘罝。上林令。齧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10]
如果相信附注文字對詩句作者的説明，那麽二十五個人或莊重、或無奈、或詼諧地作了一句七言，獨獨作爲故事主人公的東方朔卻連一句有實際意義的文字都没作出，是非常可怪的。章樵於末句下有一注認爲：“朔善諧謔，此語蓋戲弄群臣也。”但詞窮舌結的這一句話如何就能戲弄了群臣，如何“表現東方朔的詼諧與機智”[11]，實在不好理解；何況在此之前除了群臣之外，還有帝、王起首的七言，東方朔是不可能連帶他們也一起戲弄的，“迫窘詰屈幾窮哉”只能是東方朔表示自己到最後已經做不出文辭的意思。因此章樵注這類解釋顯然並無多少説服力。《東方朔别傳》的主人公是東方朔，“爲記載東方朔生平事迹的一部人物雜傳”[12]，逯欽立已指出，《漢書·東方朔傳贊》班固所稱的寓目的東方故實不外詼諧、逢占、射覆等事，這與各書所總輯的《東方朔别傳》遺文範圍大致相合[13]，孫正軍對東方朔故事内容的分類更細一些，並增加了博聞、敏對、諫議、文辭等項，並將“柏梁宴詩”内容列在“文辭”部分[14]。無論如何，《東方朔别傳》絶不會因爲《柏梁臺詩》這最後一句“迫窘詰屈幾窮哉”最顯睿智文采，而記録了這整個一件事情和整個一首詩；或者説爲了記這一句而連帶載録其餘二十五人的聯句，於表現東方朔的過人之處毫無增色。不能不説，過去研究《柏梁臺詩》，似乎都迴避了這一點或者是没有給出合理的解釋。我認爲這是有關《柏梁臺詩》文本性質的一個最大的疑點。
第二個疑點，是學者們早已注意到的，此詩的不少文句，並不是那些官員殿上宴饗賦詩時所應該説的話，亦即頗有違礙、不得其體的内容在詩中交雜吟詠，這可以説是《柏梁臺詩》裏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過去討論此詩真僞問題的學者，既有拿它來證真的，也有拿它來證僞的，可以説是一柄雙刃劍，比如相信《柏梁臺詩》爲真的章樵認爲：“此詩群臣各以其職詠一句，無甚理致，其間亦有敢言，隱然寓規儆之意者。”孫正軍在綜述了宋代以來學者的相關解釋之後，指出：
如果擯棄《柏梁臺詩》非僞作的先入之見，三輔表述的“另類”，與其被牽强附會地解釋爲存有古風的諷諫，毋寧説恰恰顯示其“不合時宜”，不大可能會在皇帝宴會上出現。……郭舍人、東方朔的表述體例與此前不合——前文自大司馬以下至太官令、上林令，皆自叙職掌，而郭舍人、東方朔所説則明顯帶有插科打諢、取悦衆人的意味。前文的規整與最末二句的隨意，似乎在無形中起到了凸顯郭舍人、東方朔的效果，這不禁令人再次聯想起《東方朔别傳》中反復出現的郭舍人與東方朔的故事。無論如何，體例的不協調，題旨的錯位，這些扞格難通之處似乎都暗示《柏梁臺詩》絶非形成於一次有秩序的聯句活動。[15]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漢高帝讓叔孫通制定朝儀之後的君臣登殿宴飲，《史記·叔孫通傳》：
漢七年，長樂宫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步騎卒衛宫，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16]
在漢初禮儀甫定時的君臣之分尚且如此之嚴格，不可想象漢武帝時候的柏梁臺朝宴會有如此不同的情貌。所以把《柏梁臺詩》作爲君臣聯句的結果，於情於理都很難解釋得通。上引孫正軍的這段話，似已觸及《柏梁臺詩》並非真是聯句文本的事實，卻又反映出與聯句舊説妥協的一面。
《東方朔别傳》是交代《柏梁臺詩》背景的最早的出處。可是，《别傳》並未説武帝讓群臣每人做一句七言，也没有説到武帝自己與群臣一起作詩，而是説“使群臣作七言詩”。作一句七言聯句，和“作七言詩”還是有明顯區别的。此後的《藝文類聚》和《古文苑》小序部分則作“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前108，《古文苑》無“孝”“皇”二字），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古文苑》“者”字作“詩”），乃得上坐（《古文苑》作“座”）”，也有表達的差異（《古文苑》内容更接近於《别傳》，小序的淵源問題詳下文），所謂“群臣二千石”云云顯然也與詩作吟詠的對象並不完全符合，這一點早已啓人疑竇。成書更晚一些的今本《三輔黄圖》，其《臺榭》部分的“柏梁臺”條下引《三輔舊事》謂：“以香柏爲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群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17]則是由“作詩”變成了“和詩”，性質産生更明顯變異。這幾種表述，都比《東方朔别傳》多出了一些内容，雖未明言“聯句”，卻明顯能看出在往“聯句”逐漸靠攏的傾向。因此，《東方朔别傳》是否就一定是講的“聯句”故事，其實也是值得懷疑的。
在文學批評史上，南朝的文人學者對《柏梁臺詩》有不少大家非常熟悉的評論。劉宋顔延之《庭誥》：“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18]，齊梁之際的王僧孺《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柏梁初構，首屬驂駕之辭”[19]，梁代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孝武愛文，柏梁列韻”，“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20]。如果拿顔延之和王僧孺作品的内容仔細分析，其實並不能看出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樣，把《柏梁臺詩》跟“聯句體”之間直接聯繫起來。王僧孺書啓中，與《柏梁臺詩》對舉的是曹植的《登臺賦》（“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的“從后之句”指的是《登臺賦》“從明后而嬉遊兮，聊登臺以愉情”），《登臺賦》自然並不是聯句。顔延之的意思是，在《柏梁臺詩》之後的繼踵之作不少，都是七言詩，也没有談到該詩具有“聯句”的性質。實際上在《柏梁臺詩》之後到劉宋時代，如果僅以“聯句”而論是遠遠談不上“繼作非一”的，因此可以推斷他所説的“繼作”並非聯句，而是另有所指的（詳下文）。
很多學者都認爲劉勰是把《柏梁臺詩》看成聯句的，但其實劉勰認定聯句體是《柏梁臺詩》的“餘製”（近於“餘脉的作品”一類意思），反映的是南朝從劉宋時代以後效仿《柏梁臺詩》作七言連韻甚至聯句的文學實踐，這恐怕不等於説他也認爲《柏梁臺詩》本來是由皇帝、群臣在柏梁臺聯句而成的作品。就好比劉勰在《明詩》篇説“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也並不意味着圖讖這類隱語預言在性質、目的等方面等同於離合詩，只是説二者可能有形式上的借鑒或者發展演變的關係罷了。事實上，劉勰所謂“餘製”可能暗示這類新體創作反而是非主流、非正統的（真正的主流，則應是顔延之所講的不在少數的“繼作”）。在《時序》篇中，劉勰説武帝“柏梁展朝讌之詩”。所謂“展詩”，是一個見於《楚辭·九歌·東君》的成詞（“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東漢時代的王逸注認爲“展詩”就是舒展詩曲的意思[21]，故可知並不特指聯句。因此，全面分析《文心雕龍》的所有用例，“柏梁”的内涵並不等同於“七言聯句”的代稱。
顔延之和王僧孺對《柏梁臺詩》著作權的具體看法，恐已無從坐實。從《文心雕龍》文本内容來看，劉勰則是把《柏梁臺詩》直接歸在漢武帝名下的，因爲《時序》篇中還以“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對舉[22]，與緊接的“徵枚乘以蒲輪”等以下四句的主語一氣貫通都是蒙上省略的孝武皇帝，這些話是以武帝本人的文學製作起頭，引出當時因“孝武崇儒”“愛文”而形成的“辭藻競騖”的禮樂盛況。游國恩、逯欽立過去討論過《柏梁臺詩》時，都曾指出早期著録《柏梁臺詩》的，正有《漢武帝集》（《隋書·經籍志》著録爲“一卷〔梁二卷〕”）[23]，所以南朝人把此詩逕歸漢武帝名下，也並不是没有根據的。從以上這些綫索來看，無論認爲《柏梁臺詩》的作者是什麽人，至少有一部分南朝宋至齊梁時代的文人學者很可能是把《柏梁臺詩》作爲一篇單一作者的詩歌作品而非“聯句”看待的[24]。目前文獻可見的，確切無疑認定《柏梁臺詩》本身就是“聯句”的，是舊題任昉的《文章緣起》：“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25]。不過據清代以來學者研究，《文章緣起》除卷首《文章始序》之外應是僞託之作[26]，故這一表述恐怕並不足爲據。
二、段落劃分和關鍵文句的再解讀
如果南朝的一部分文人學者確實認爲《柏梁臺詩》是一篇單一作者的作品，我認爲這類看法，似很有可能是自漢晉時代相沿的舊説，更加接近於這首詩本來的文本性質。對因爲自劉宋以後漸有擬仿《柏梁臺詩》體制進行聯句的作品，而逆向地拆解、割裂這首詩、認爲它也是一個聯句的文本的做法，則很可能要加以反思。如果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再讀一下《柏梁臺詩》，其非一人一句的“聯句”，是可以發現更多痕迹的。下面把全詩的注釋文本去掉之後，再從段落和文句内容分析一下《柏梁臺詩》的文本特徵[27]：
日月星辰和四時。
驂駕駟馬從梁來。郡國士馬羽林材。
總領天下誠難治，和撫四夷不易哉，
刀筆之吏臣執之。
撞鐘伐鼓聲中詩。宗室廣大日益滋。
周衛交戟禁不時。總領從官柏梁臺。
平理請讞決嫌疑，修飭輿馬待駕來。
郡國吏功差次之，乘輿御物主治之。
陳粟萬石揚㠯箕，徼道宫下隨討治。
三輔盜賊天下危<尤>，盜阻南山爲民災，
外家公主不可治。
椒房率更領其材，蠻夷朝賀常會期。
柱枅欂櫨相枝持。枇杷橘栗桃李梅，
走狗逐兔張罝罘，齧妃女脣甘如飴。
迫窘詰屈幾窮哉！
本文把没有實質性内容的頭末兩句之外的《柏梁臺詩》按照意群分作這樣幾大塊：第一部分是諸侯王、三公；第二部分所涉及的都屬於西漢中二千石的九卿級别；第三部分則是關於二千石以下的職官（所謂郭舍人的“齧妃女脣甘如飴”句詳下）。詩中有一些語句上下相關或相扣、可以劃分出自然意群，如前所述，其中以内容消極的“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家公主不可治”三句，最引人矚目，下面就先分析這三句。
按照舊注，這三句分别是左馮翊、右扶風和京兆尹針對自己職掌的吟詠。但實際上，除了“外家”句指京兆尹較爲合理之外，馮翊通爲三輔立言，扶風附和補充一句，都於本官聯句的特點不能相合。西漢武帝以後，三輔盜賊是一個棘手問題。史書記載，漢宣帝時尹翁歸“守右扶風，……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宣帝時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28]。盜賊之患在三輔很可能是連帶相關的一體性問題，所以有針對三輔的“盜賊課”。《漢書·薛宣傳》記谷永上疏薦薛宣爲御史大夫，云宣“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奸軌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亦可證三輔盜賊問題的關聯性。結合南山的地理位置和漢代的有關記載來看，對懲治南山盜賊而言最關鍵的職務是京兆尹而不是右扶風，《漢書·王尊傳》（《資治通鑑》繫此事於成帝建始四年〔前29〕）：
會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或説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29]
可見，“三輔盜賊天下危[30]，盜阻南山爲民災，外家公主不可治”三句如果不是籠統總述左右内史掌管的京畿地區，則很可能就是單獨針對京兆尹而言的，即先總説三輔盜賊危害之深或程度之烈，然後具體到南山盜賊在京師地區成爲百姓禍患，再叙外戚、帝女在京畿的驕横難以治理，三句語義有明顯的補充和承接遞進關係，可以相信應是一個整體，不是三輔各自一詠的結果。此外，西漢史游《急就篇》涉及職官部分的第二十七章“馮翊京兆執治民”也並未提扶風，《柏梁臺詩》自然也没有出現扶風的必然性，似有助於幫助我們消除《柏梁臺詩》這三句必然分别對應於三人的成見。
《柏梁臺詩》的小注並非詩作原有、有誤解歪曲原詩内容之處，全詩從文本角度難以被解釋爲二十多個人聯句的産物，從有關丞相的兩句也可以得到印證。熟悉《柏梁臺詩》研究情況的人都知道，詩中最棘手的制度問題是大司馬和大將軍二職引發的，孫正軍對此曾有總結：
早在南宋章樵給《柏梁臺詩》添注人名時即意識到，元封三年時大司馬、大將軍二職由衛青一人兼任，因此他在大將軍下添注“衛青”，而大司馬下未注人名，不過由於他並不懷疑《柏梁臺詩》的真實性，因此注稱“是時青兼二職，詩亦再賡邪？”試圖予以解釋。……不過，正如游國恩所指出的那樣，比衛青一人兼任大司馬、大將軍更棘手的是，武帝時期大司馬只是用“以冠將軍之號”，屬於加官，亦即彼時大司馬並不構成獨立官職，然則《柏梁臺詩》將二職分别叙述，顯然與武帝朝制度不符。
針對游氏的疑問，王暉另闢蹊徑，直接越過章樵注，轉而辨析詩文下的官名標注，試圖以此解決大司馬、大將軍分别叙述的問題。在王暉看來，“郡國士馬羽林材”當標注“大將軍”，而“和撫四夷不易哉”則對應某位“列將軍”，如此既化解了大司馬、大將軍不能並立的矛盾，又兼顧及大司馬作爲加官的非獨立屬性，且詩文中“和撫四夷不易哉”位於丞相之下、御史大夫之上的排序也與武帝時列將軍的地位相符，可謂一舉數得。不過，此説乃是以官名標注亦爲後人添加爲基礎，儘管如方祖燊、王暉等均持此論，但終究没有確切依據。[31]
孫正軍認爲《柏梁臺詩》將大司馬列於丞相之上，“透露其成篇時間應在哀帝元壽二年（秉按：前1）‘正三公官分職’、並以大司馬位居大司徒（秉按，相當於丞相）之上以後”[32]。余冠英在1940年代就已提出與孫氏所引方祖燊、王暉諸人意見相類的懷疑[33]，即官名爲後來添加標注，我以爲是正確的。至於宋人葉大慶等引用《柏梁臺詩》時加了“原注”二字[34]，也並不能證明這是詩作本有的文字。不過，王暉提出的看法仍然顯得不够合理。列將軍在漢武帝晚期以後由不常置變爲常置，但是“昭帝朝之後的列將軍很少外出征討四夷，他們通常身居都城，‘典京師兵衛’”[35]。西漢武帝晚期之前不常置的列將軍，其身分、地位與丞相、御史大夫不倫，常置以後的列將軍則與此句所述職掌並不名實相符，可見王暉的解釋是靠不住的。
其實，在文本上給“和撫四夷不易哉”句加“大將軍”的注釋，也是後來人望文生義的想當然，我以爲不足爲憑，“和撫四夷”並不意味着必須跟武職掛鉤，還是要透過詩句文本本身的綫索去找解決的辦法。“總領天下誠難治，和撫四夷不易哉”，兩句語義和句式結構正相對應，從詩歌本身的特點看，應當是有呼應關係的。《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書·陳平傳》略同）：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36]
結合陳平對漢文帝説的這一段話，可知《柏梁臺詩》這兩句内容確實互相關聯，應是指丞相兼治内外的不易（“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與《柏梁臺詩》首句“日月星辰和四時”亦相應，故第一句確是象徵皇帝之語），而跟“大將軍”完全没有關係，各本添加的注文不明於此而錯下判斷，引出後人大量的彌縫與誤解。這也很可能是因爲要爲“聯句”説服務，不得不努力分派每句到一個相關職任身上所導致的結果。至於大司馬大將軍置於丞相之上，王暉等學者推測與武帝朝大將軍衛青位尊權重有關[37]，這種思路很可參考，其可能性也不能説不存在，但結合詩作的時代或許有其他更好的解釋途徑（詳下文），而且也不宜對詩中呈現的職官排序看得太過拘泥。
前面已經提及，全詩除皇帝一句和最後的東方朔一句意思比較虚、應該單獨看待之外（王僧孺所説“柏梁初構，首屬驂駕之辭”顯然也是把“日月星辰”句排除在全詩實際内容之外看待的），相當一部分文句是上下相關或相扣、可以劃分出自然意群的。例如“郡國吏功差次之，乘輿御物主治之”、“椒房率更領其材，蠻夷朝賀常（掌）會期”都是互相關聯的對句，但基本上仍是各句應一人；“總領”兩句語義相連、只針對一人而言，因此即使列在大將軍之後，也足以凸顯丞相在皇帝之外的隆崇地位和兼治内外的最重要職能。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漢書·百官公卿表》[38]），故“刀筆之吏臣執之”句緊承丞相的職能，有意退抑所述對象的身分[39]，可謂順理成章。《急就篇》第二十六章“丞相御史郎中君”正將丞相和御史大夫連言[40]；荀悦《漢紀·哀帝紀》建平二年（前5）朱博奏：“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41]可見這三句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丞相在地位稍次的御史大夫配合之下，處理全國的官民政務。這幾句亦透露出它們不應是自然聯句的産物，而是一種有意圖、有考慮的創作。
《柏梁臺詩》還有一句引人矚目的“齧妃女脣甘如飴”，此句看似語涉淫褻，放在《柏梁臺詩》整體作品觀底下，就會知道，過去把這一句作爲郭舍人無行之狀的描寫也是一種再分析，“郭舍人”決爲後人加注無疑。此句實承接“枇杷橘栗桃李梅，走狗逐兔張罝罘”兩句而下，是説那些由上林、太官提供的鮮果珍饈，被宫女咬在唇間感到特别甘美的意思。“齧妃女脣”是“齧（之於）妃女脣”之意，本非一般所理解的以“齧脣”爲動賓結構作此句的主語[42]。“走狗逐兔張罝罘”似乎是説在上林苑捕獵事，但此語實暗含了捕得的禽獸輸於太官及被皇家享用之意，衛宏《漢舊儀》：
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百五十亭苑，苑中養百獸。禽鹿嘗祭祠祀，賓客用鹿千枚，麕兔無數。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應給祭祀置酒，每射收得萬頭以上，給太官。[43]
《續漢書·百官志》“上林苑”條本注亦云：“主苑中禽獸……捕得其獸送太官。”[44]《太平御覽》引《西京雜記》記上林苑植有栗、桃、李、梅[45]；同書又引《東方朔别傳》所記上林獻棗、武帝與朔以棗射覆事[46]；司馬相如《上林賦》則有“於是乎盧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杮，亭奈厚朴”語[47]，多是《柏梁臺詩》曾枚舉者，可見並不是不可以把“枇杷橘栗桃李梅，走狗逐兔張罝罘”這兩句合併起來視作描寫上林的話，“枇杷”句下所標注的“太官令”其實也不一定符合原詩意旨。而“齧妃女脣”句則意在描寫宫人小口囓咬美食水果的美態，故刻畫其“脣”[48]。《論衡·驗符》：
（建初）四年（79），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薄（按：黄暉《校釋》謂：“元本作‘溥’……當正”），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49]
“榆柏梅李”以下句意與《柏梁臺詩》極爲接近，也許就是化用民間俗文學作品的詩意而來的（王充曾有會稽郡上虞縣書館就學的經歷，詳下）。《柏梁臺詩》“甘”字不單承上“枇杷橘栗桃李梅”而言，自然也泛指各種珍饈的甘美，“飴”則是爲了趁韻之需，不能死看。特别值得一提，“妃女”在一般漢代的歷史文獻中極少見，是一個漢代的俗語詞（妃、女二字義同連用，即女子的意思），《玉燭寶典》卷一引《風俗通義》佚文：“諺曰：‘正月㯹（秉按，即“杪”），二月初，自憘妃女煞丈夫。’”[50]是以七言謡諺的形式道出正二月裏持身戒色的民俗禁忌，由這個詞在謡諺中使用的特徵正折射出《柏梁臺詩》七言體的民間文學色彩，而不太可能出於廟堂的背景。
全詩第一段落用了兩句來描寫丞相，第二段落用三句代京兆尹或内史立言，皆語帶微諷和無奈；第二段落和第三段落的末尾又分别加入了“公主”“妃女”的元素，在全詩以男性身分爲主的剛健沉穩中注進了一抹亮色，可謂剛柔相濟、相映成趣，無疑都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如以聯句視之，就失其意旨了。
總之，從上面這幾個例子來看，《柏梁臺詩》的文本或舊注對各句安排一個職官、身分，雖然是理解《柏梁臺詩》詩意的重要參考，卻並不完全符合作詩的本來意圖，甚至是有刻意迎合聯句體制而致嚴重曲解的地方，更不能以此説明這首詩就是柏梁臺上君臣二十六人的聯句（無論是事實上的聯句産物，還是以想像中的聯句爲本事的人爲製作）。這首詩從文本角度出發，最平實的理解就是對漢代帝王及各層級職官身分、機構職掌的鋪叙和議論，而且並不拘泥於每官一句。
三、興章敦教、令今世知的俗文學作品
從《柏梁臺詩》内容和體式配合的角度看，我認爲這首詩本來大概是民間書師編寫的、具有興章教誨、提高學童知識素養作用的俗文學作品。
七言體成篇内容中的最早的内容，最主要的類型之一是雜字書，爲何七言體韻文適合字書編纂，葛曉音曾作過解釋：
司馬相如《凡將篇》和史游《急就篇》，都是七言韻語，但是因爲是字書，所以只須把各類文字編排成句，使之押韻易記。如《急就篇》第7、8章大多是按“糸”偏旁分類的字形連綴，第19章全是羅列莊稼蔬菜瓜果名稱，第34章片斷：“馬飲漳鄴及清河。雲中定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遼東演（秉按，此字應作濱）西上平岡。酒泉彊弩與敦煌。居邊守塞備胡羌。遠近還集殺胡王。漢土興隆中國康。”則顯然是教人記住邊塞的代表性地名。正如《急就篇》自己所説，全篇韻語是“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雜廁。”至於讖緯和道經中的歌訣，道理也相同。……字書歌訣都用七言，正是充分利用了早期七言適宜羅列名物的功能。[51]
孫正軍也有類似的看法[52]。柏梁體的特徵，錢鍾書曾簡扼地以“堆垛物名”四字概括，並對後世模仿柏梁體的詩歌從文學角度有所評騭[53]。“堆垛物名”也就是“羅列諸物名姓字”，因此柏梁體與生俱來就有便於入門記憶的作用。仔細分析的話，《柏梁臺詩》中的堆垛，還可以分作大的堆垛（全篇的職官或機構）和小的堆垛（“柱枅欂櫨相枝持。枇杷橘栗桃李梅”兩句）疊套配合[54]，所以不單是制度和名詞的羅列，也有文字視覺刺激方面的考慮（如果真是“聯句”，自然不會考慮這些）。在名物堆垛的這些内容中，“柱枅”曾見於《倉頡篇》第十三章[55]，東漢許慎所著《説文解字》則以“欂、櫨、枅”三字前後相次[56]，從字書淵源流變的傳承角度觀察的話，這首詩在名物堆垛形式上是有所本的，它大概原本不是一種純粹的文字遊戲或者戲謔的作品，我以爲很可能是爲學童、書佐在初學職官制度的同時掌握一定量的文字而創作的七言詩。前文已提及，作爲漢代出現的一種重要字書，《急就篇》的第二十六至二十八章中就有一些跟職官有關的内容：
丞相御史郎中君。進近公卿傅僕勳。前後常侍諸將軍。（二十六章）
列侯封邑有土臣。積學所致非鬼神。馮翊京兆執治民。……司農少府國之淵。遠取財物主平均。（二十七章）
皋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僞劾罪人。廷尉正監承古先。總領煩亂決疑文。變鬭殺傷捕伍鄰。亭長游徼共雜診。（二十八章）[57]
顯然跟《柏梁臺詩》頗有異曲同工之效，不同的是《急就篇》把職官名稱直接搬上字面加以羅陳，相同點是皆爲每章内七言句句韻，《急就篇》講廷尉“總領煩亂決疑文”不但跟“平理請讞決嫌疑”用意極爲近似，也跟《柏梁臺詩》兩次出現“總領”以叙丞相和光禄勳職掌的用詞一致，體現了語詞的時代性特徵。平情而論，《急就篇》雖然體量更大，但這些職官説教似乎還不如《柏梁臺詩》的内容來得全面、緊湊而有生趣。不過因爲是民間文人創作，詩作本身還有不少並不成熟的地方，比如韻脚字重複甚至三次使用，全詩中三見、兩見字較多，“治”“之”“則”三字甚至四次相重[58]，其中有些地方或許因爲職官身分叙述的需要很難避免，但也確實顯露出相當“拙”的一面[59]。
全詩的最後一句“迫窘詰屈幾窮哉”，我以爲很可能是編寫這首詩的作者的自道，講的正是寫作這一篇七言詩的不易。此一撰作方式，則可以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敦煌漢簡《風雨詩》的内容爲旁證。此詩全文如下：
日不顯目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非（飛）沙。從（縱）恣蒙水誠（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轉揚波。辟（壁？）柱槙（顛）到（倒）忘（妄）相加，天門俠（狹）小路彭（滂）沱，無因以上如之何！興章教海（誨）兮誠難過。[60]
這首詩雖然有四句也有語氣詞“兮”字，但加不加非常隨意（第一句中的“兮”字還是以小字補注在行間的），是舒緩節奏的襯字。它跟《柏梁臺詩》略有區别的地方在於，這是一種帶有抒情成分的七言（也有人稱爲騷體七言），並不堆垛名物，在七言的四加三結構中間墊有語氣詞，但全篇基本上仍可視作一首通押歌部韻的、與柏梁體非常接近的早期七言詩。《風雨詩》究竟在表達什麽？此詩的本事究竟如何？各家的意見很不一樣。最近公佈的一種大約抄寫於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的《風雨詩》木牘寫本對理解此詩寫作目的有重要價值。木牘《風雨詩》内容如下：
日不燿目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蜚沙。從（縱）次（恣）蒙水兮成江河，衆流灌注兮轉揚波。底柱顛到（倒）兮妄相加，天門陜小兮路彼（陂）佗（陁），無因而上兮如之何！興章敦教兮誠難過。[61]
從文字字形看兩個抄本時代接近，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木牘抄寫工整、書法水平高，在每一句的四加三結構中間都有“兮”字，此外二者只有極少數的異文，可見這是當時流行廣泛、有一定影響力的文獻。木牘的整理者劉桓不同意許雲和提出的隴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所作的、表現三郡地區洪水災難的詩歌之説，他認爲：
此詩以寫實爲主，描述由蒙水出行到中原，路途艱險難行，喻仕途無門，抒發自己心情的苦悶。而且，從末一句“興章教戒兮誠難過”看，作者與其説是郡守，不如説是書師。……興章教戒，漢牘《史篇》二第一板：“興章造寫，教敕童子。”本書《蒼頡篇》第一板：“幼子承詔，謹慎敬〔戒〕。”興，義爲起，“興章”指從頭開始寫文章或書，“教戒”指教育學童。本句是説以編書教學童爲業。[62]
按所謂“教戒”二字我已據圖版改釋爲“敦教”[63]。將此詩定爲書師的作品可從，與木牘《風雨詩》爲同一批的資料《蒼頡篇》《史篇》都是蒙學教材，可以證明這些文本具有相類的性質。但是《風雨詩》的前六句很難説必然是寫實，也未必跟書師自己的經歷、苦悶有關，其實前七句就是在描寫天氣不佳，波流滔滔，路途艱險，登涉不易。最後一句不是感嘆自己仕途無門，而是意謂：“寫出這篇文字來勸勉學習，實在是很難被超過的啊！”《太平御覽》引梁代袁昂《古今書評》：“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64]《風雨詩》即取此“難過”（難以超過）義。可見最後一句是編寫《風雨詩》的書師的一種自負之情的流露，脱離開詩作内容所要表達的意思，類似詩學角度所謂的“畸零句”。由此可推知《柏梁臺詩》的最後一句“迫窘詰屈幾窮哉”，從語意上本也是一句“畸零句”，是説創作了上面這一大篇用來教誨學童認字學習職官制度基礎知識的七言詩，實在已經竭盡才智了，在自謙中亦透露出作者對全詩的自得之情。這句話後來被安放在柏梁臺聯句的背景之下，變成了東方朔所詠，自然就顯得怪異不可解了。這種變化過程，跟董珊將敦煌簡《風雨詩》本事附會作秦始皇封禪泰山、許雲和附會爲西北地區的大水災等，進而把最後一句理解爲“皇天作暴風雨即‘風雨災’以昭示教訓於天下，表示對秦始皇封禪的不認可”[65]，“向受災百姓發布朝廷的賑災措施，以教諭、安撫百姓”[66]，都是對“本事”並不明晰的詩作所做的人爲解讀和再分析，恰可以作爲理解歷史上《柏梁臺詩》本事生成過程的一個有益比照。敦煌簡《風雨詩》抄本相比木牘稍爲稚拙，頗有可能就是學童、書佐一類人學字學詩所留下的實物遺存。
邢義田曾經較爲深入地討論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問題，他説：
西漢中期自武帝、王莽廣置地方學校，地方初級教育應曾有某種程度的推廣。例如東漢初，六歲（秉按，應爲八歲）的王充曾在會稽上虞學書於“書館”，書館有小童“百人以上”（原注：黄暉，《論衡校釋》卷三十，自紀篇）。上虞爲會稽郡屬縣，除了縣有書館，兩漢鄉里一定還有《漢書·藝文志》所説的“閭里書師”。《藝文志》既然在書師之前冠以“閭里”二字而不是“鄉里”或“縣鄉”，似乎表明書師之類人物，在閭里應普遍到相當的程度。唯可供評估其普遍性的材料太少。[67]
前文曾提及，《論衡》中幾句話跟《柏梁臺詩》述及太官上林的詩意十分近似，也許就有民間文學的背景；前文又曾提到“齧妃女脣”的“妃女”一詞在漢代民間七言謡諺中曾經使用，自然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風雨詩》《柏梁臺詩》這類七言俗文學作品，我以爲正是閭里書師用以教授學書小童、後又通過不同途徑（地下埋藏、歷代傳抄）遺留後人的吉光片羽。
以七言詩作爲童蒙教本的文學體裁，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因客觀條件決定的文字資料保存較多的緣故，我們可以知道至少在敦煌一帶，這種風氣從漢代一直延續到中古以後。敦煌地區中晚唐時期流行一種長篇七言詠史詩《古賢集》，學者因其中“有不少人物故事，並不見載於正史，或見於稗官小説，或是流行於民間的傳説故事”，特别是“集中寫了一些古人勸學的故事”，所以認爲“它的作用是普及歷史知識，好比是通俗的歷史教科書”[68]。這是很正確的。從七言本身的特點來看，經過數百年的演進，《古賢集》的七言體基本已是當時主流的七言隔句韻，但也時見句句韻的例子（如“蜀地救火有鸞巴，發使騰星檢不賒”，“延陵留劍掛松枝，墳下亡人具得知”等）[69]。全篇轉韻多次，用韻轉韻與詩文内容没有十分明確的關聯，最後一聯亦入韻，内容爲：“集合古賢作聚（有些卷子作“字”）韻，故令今世（有些卷子作“千代”）使人知。”[70]這類似總結性的一聯，跟《柏梁臺詩》《風雨詩》最後以畸零句收束也是比較接近的，從童蒙課本所普及内容的特點到創作手法及意圖，都可看出它們在民間具有一脉相承的淵源關係。雖然不是共時性的材料，但《古賢集》對理解《柏梁臺詩》通俗官制教科書的性質是有啓發意義的。
四、申論《柏梁臺詩》的撰作時代
《風雨詩》大約是兩漢之際的作品，史游的《急就篇》作於漢元帝時，那麽《柏梁臺詩》的時代究竟如何？經過清代以來的學者的不斷研究，主流的認識似已漸趨一致，《柏梁臺詩》可以相信是漢代的作品，但究竟是漢代什麽時段的作品，卻仍有争議。下面談談本文的看法。
首先要對《柏梁臺詩》時代的一個疑問進行解釋，因爲也牽涉《柏梁臺詩》的文本性質，故需加以辨析。這就是被方祖燊和陳直提出來、由孫正軍系統闡述分析的大鴻臚的職掌問題，孫氏認爲：
《柏梁臺詩》對大鴻臚職掌的叙述似乎也暗示其産生於西漢末年以後。詩文稱大鴻臚“郡國吏功差次之”，意即大鴻臚主管郡國官吏的上計考課。然而揆之漢制，卻不見大鴻臚有此職責。[71]
針對陳直“《漢舊儀》云：‘大鴻臚屬官有别火令，主治改火之事，郡邸長丞，治天下郡國上計者。’郡邸長丞雖見於《百官表》，未言管理天下郡國上計事宜，本詩獨云‘郡國吏功差次之’，説明兼管上計之制度，與《漢舊儀》正合”的解釋，孫氏提出了三點疑問：
其一，“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固爲大鴻臚屬官郡邸長丞之職掌，但這不意味着大鴻臚亦可直接參與郡國上計之事；其二，退一步言之，即便如陳氏所云大鴻臚兼職管理郡國上計，《柏梁臺詩》不叙本職，卻稱兼職，明顯也與其他官職自叙體例不符；其三，所謂“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據顔師古注引《漢舊儀》云“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處理的乃是與郡國上計相關的違法之事。儘管對郡邸獄的處置對象學界仍有争議，但郡邸獄所涉上計事務皆爲違法之事而非一般上計，卻是毋庸置疑的。要之，儘管大鴻臚屬官郡邸長丞確可處置與上計相關的違法之事，但從中並不能推導出大鴻臚亦參與郡國上計事務，《柏梁臺詩》以大鴻臚管理郡國上計考課，顯然與此無關。[72]
孫正軍最後舉出楊雄《大鴻臚箴》“並没有依據《漢表》或《續漢志》列叙其管理諸侯及四方蠻夷的主要職掌，而是重點叙述大鴻臚具有選賢任能、授官任職的職能”，認爲“《柏梁臺詩》所述大鴻臚職掌上計考課，恰與選賢任能、授官任職密切相關，這似乎表明，《柏梁臺詩》和《大鴻臚箴》的兩處‘另類’叙述或有莫大關聯”，“《柏梁臺詩》以‘郡國吏功差次之’界定大鴻臚，極有可能就是受到了揚雄《大鴻臚箴》的影響”，進而通過討論楊雄《官箴》的創作年代，爲《柏梁臺詩》確定了平帝元始五年（5）的創作年代上限[73]。
其實，“郡國吏功差次之”與上計無關，説的正是大鴻臚掌賓禮、陳序賓客的禮官本職。衆所周知，西漢設立的大鴻臚來自秦和西漢初年的典客，再向前追溯就是先秦時代的行人（《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大行人掌接待諸侯，小行人掌接待諸侯使者及奉使出行四方諸侯），《周禮·秋官·大行人》：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74]
鄭玄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75]孫詒讓《正義》：“公侯伯子男亦爵，而此别云命者，以禮籍等衰，咸依命數，言爵則數不顯，故據命而言。孤卿大夫士亦有命而必云爵者，《掌客》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凡諸侯之王事’者，即前會同、朝覲、宗遇之事。云‘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别也，别尊卑之位。’……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76]《漢書·百官公卿表》顔注引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聲臚傳之也。”[77]韋昭則認爲：“鴻，大也；臚，其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於賓客。”[78]從大行人職掌來看，鴻臚之“臚”應取陳列排序之義，似以韋昭説較近是。班固《白虎通·爵》：
《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79]
“差次功德”就是説古代爵稱、封地大小是因功德大小而分出等次。《漢書·高后紀》記吕后二年（前186）詔：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爲先後之次”），臧於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80]
詔書所謂的“朝位”就是大行人、大鴻臚在會同、朝見等禮儀性場合中需要辨别排序的核心内容。《漢書·景帝紀》：
（中元）二年（前148）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81]
謚、誄、策是與諸侯名分、地位、尊卑等次相關的重要内容，因此也由大鴻臚負責。楊雄《大鴻臚箴》所謂“鴻臣司爵”也主要指的是直屬中央的郡以及王國、侯國“文武”“大小”“上下”的“序爵”工作，而絶不是指郡國上計，也不單單指“諸侯及歸義蠻夷身份授予、延續的印綬之頒賜和回收”；大鴻臚一句這樣寫，自然也並不是如孫正軍所言是要與下文典屬國“蠻夷朝賀常會期”相區分[82]。
《柏梁臺詩》的“郡國吏功差次之”的“吏功”可能是引發陳直等學者有關“上計”聯想的一個因素，我認爲此句的“吏功”很可能本應讀“事功”。“吏”“事”本爲一字，秦代書同文字對“吏”“事”二字用字分工做出了明確規定（里耶8-461秦更名方：“吏如故，更事”[83]），但其實西漢以後的簡帛文獻也時而可見“吏”“事”通用的例子[84]，先秦時代較古的用字孑遺現象，在西漢時代出現是正常的。《周禮·夏官·司勳》：“事功曰勞。”[85]《柏梁臺詩》裏的“事功”則應是職任[86]、功績、勳勞的意思。《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爲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87]
“考實事功，次序殿最”的意思接近於“郡國事功差次之”。上述《春秋繁露》的這些内容跟楊雄《大鴻臚箴》所述的唐虞三代部分亦甚接近，可旁證西漢時人對大鴻臚職掌的認識。由此可知，主張《柏梁臺詩》作於《大鴻臚箴》之後，曾受到《大鴻臚箴》影響的理由是無法成立的。大鴻臚繼承自先秦行人職的序爵職能相當古老，從《百官表》叙述當中已經看不很清楚了，加上此句可能以“吏”爲“事”的用字習慣，都是《柏梁臺詩》可能成於去古未遠的西漢時代（且不應晚至西漢晚期）的旁證。
從《柏梁臺詩》内容來看，全詩真正可以作爲寫作時代的背景特徵的，是外戚横行、三輔盜賊爲害。《漢書·江充傳》（《資治通鑑》繫此事於武帝太始三年〔前94〕）：
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逾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88]
江充同時應對處理三輔盜賊和貴戚問題，應該正是武帝時“誠難治”的兩件事情。不過武帝時貴戚子弟雖僭奢無行，恐還没有達到外家横行以至“不可治”的地步，那些被江充舉劾的貴戚子弟都惶恐入錢贖罪，顯然不敢太過囂張。衆所周知，武帝之後，以霍光爲代表的外戚勢力逐漸把持漢代朝政，霍氏家族的活躍時期就是漢昭帝到漢宣帝的前期，宣帝時代仍重用史高、許延壽等外戚；而三輔盜賊問題，從前面所引文獻來看，大致也是武帝以後嚴重起來的。所以我總體上認爲，《柏梁臺詩》的寫成，大致似可排定在離武帝還不太遥遠的漢昭帝到宣帝時代，也就是西漢中期。寫作此詩的人，自然不便直接針對時政，要委婉地以類似“漢皇重色思傾國”的諱飾手法來模糊其時代性，詩中呈現的“柏梁臺”意象，因爲火災而在歷史上實存的時段相當之短，很可能只是作者有意埋伏的一個假象，它在詩歌中實是象徵已經逝去的武帝時代的一個符號。也就是説，這首詩一開始並不一定真的就是以登柏梁臺作詩爲本事的。漢代的不少著名的宫觀苑囿名，後來都漸成一種虚指，陳阿嬌失寵退居之地長門宫，因有司馬相如《長門賦》之作，“長門怨”遂成樂府《相和歌詞·楚調曲》及南朝以後詩人表現失愛主題詩歌的象徵[89]；“未央”“上林”後來則是帝王宫殿、苑囿的泛稱。選擇“柏梁臺”作爲漢武帝甚至西漢時代全盛景象的臺殿之象徵出現於詩作中（同時以“臺”字為全詩確定之部字的韻腳），完全合乎情理。下文要舉到的顔之推的《觀我生賦》和唐中宗《十月誕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體聯句》即以“柏梁（臺）”作爲南朝與唐代内殿的代稱，情況類似。
詩中提及的“驂駕駟馬從梁來”，前人也早有疑慮，顧炎武指出梁孝王在柏梁臺初起之時薨逝已久，梁平王兩次來朝也都不在元封時，並且補充道：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前150〕。）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90]
這樣的質疑，也是建立在以元封年間柏梁臺聯句爲本事的前提上的。如果破除掉這一先入的前提，自然就不能以元封三年是否存在梁王駟馬入朝的事實來評估此句的歷史真實性。我以爲更大的可能性也許是，同“柏梁臺”意象一樣，詩篇的作者正是用了一個在景帝時代曾經發生的、在漢中央和郡國都有巨大影響的梁孝王入朝的史事入詩，以模糊詩作的背景。顧炎武説《柏梁臺詩》是後人“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91]，其實不是作者“不悟”，而是作者並不考慮這些元素用在詩中是否能够自洽於歷史情境，因爲在他的腦海中本來並没有一個嚴肅準確的時代標尺。此猶學者們過去用大司馬是否冠大將軍、大司馬和大司徒（丞相）位次關係等職官上的綫索來估測《柏梁臺詩》的時代，也一樣都有顯得太過鑿實的問題。這些做法也許也是模糊了文學文本和歷史、制度文本之間界限：文學文本並不是不反映歷史實際，但不能機械地用歷史、制度的因素反過來爲文學文本的時代及創作意圖作框限，否則就容易陷入左支右絀的境地[92]。當然，這些意見當中所反映的最本質的問題還是被小序和舊注的内容所誤導，以爲《柏梁臺詩》必須是一句一人的聯句。
如果我們抛卻僞作説，也抛卻了柏梁臺上聯句作詩的本事，就會發現，詩中既有對景、武時代閃耀光芒的歷史情境的憶昔之語，也有針對武帝以來隱伏亂象的低吟，但總體而言詩的調子顯得明快而輕鬆，這似乎都比較符合昭、宣承平之世的氣氛。如果説《柏梁臺詩》以大司馬置於丞相之前反映了當時人的歷史觀念，我想那很可能正是體現了昭帝到宣帝前期的人對於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尊崇地位的一種切身感受。如果説“驂駕”句也能够提供給我們一些歷史信息，那也許是：在《柏梁臺詩》創作的時候，梁國很可能還穩定地存在着，並且跟漢中央保持着比較良好的關係。而梁王劉立於平帝元始三年（3）有罪廢，自殺[93]，從情理上講，孫正軍提出的《柏梁臺詩》成於平帝元始五年以後的可能性反而就比較小了。
綜合上面的看法，我認爲從《柏梁臺詩》對三輔特别是京畿一帶情況體會特深、用語剴切的角度進一步推測，它很有可能是西漢中期的京畿地區閭里書師編寫的作品。這一結論與過去從語言學角度對《柏梁臺詩》時代的判定[94]，是不相衝突的。
五、原詩在東晉南朝以後的拆解與聯句活動的興起
下面本文將要回答這篇作品是如何變成“聯句”，以及如何成爲文學史叙述中“聯句”的源頭和範本的問題。
把《柏梁臺詩》視爲一人一句的聯句體加以模仿的，兩漢魏晉時代全然未見其例[95]，如明人徐師曾所言：“按聯句詩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内殿》諸詩，皆與漢同。”[96]這些聯句，多在題目中説明“效柏梁體”。在差不多五個世紀當中並無效仿模擬的後繼作品的《柏梁臺詩》，自劉宋以後忽然地“紅”了起來，成爲帝王們娱樂消遣的一個詩歌體式[97]，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裏還要指出的一點是，在兩漢魏晉時代，除涉及東方朔故事的文獻之外，提到柏梁臺作七言詩之事及《柏梁臺詩》本身的文獻也極爲罕見。梁代任昉《静思堂秋竹應詔》的最後兩句提到《柏梁臺詩》時説：
歡柏梁之有賦，恨相如之異時。[98]
任昉是5世紀後期齊梁之際的人，與劉勰同一時代。他把《柏梁臺詩》稱爲賦，似乎也是南朝人視《柏梁臺詩》爲單一作者作品的反映，其説與《文心雕龍·時序》“柏梁展朝讌之詩”意近。這兩句字面意思是嘆息司馬相如去世在柏梁臺成之前，没能爲它撰寫一篇真正的大賦，真正意思則是一種自謙：現在我應詔賦了詩，遺憾没有司馬相如這樣的大手筆來爲静思堂創作一篇。對《柏梁臺詩》的這種看法，並不妨礙任昉也實際參與了梁武帝清暑殿聯句（位僅次於梁武帝之後，以新安太守身分聯“言慙輻湊政無術”一句）[99]，也許在他看來，聯句活動不過只是劉勰所説的“餘製”而已。
稍稍滯後於劉宋以來效仿柏梁體作聯句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在6世紀前中期以後文人的知識體系裏面真正地出現了柏梁臺上吟詠聯句的典實，而且成爲可以進入詩文撰作的經典性歷史事件：
1、七言表柏梁之咏，三軍傳魏武之奇。（梁簡文帝《梅花賦》，《藝文類聚》卷八十六）[100]
2、或校石渠之文，時參柏梁之唱。（顔之推《觀我生賦》，《北齊書·文苑·顔之推傳》）[101]
3、柏梁驂駟馬，高陵馳六傳。（庾信《喜晴應詔敕自疏韻》）[102]
4、柏梁高宴，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庾信《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志銘》，《文苑英華》卷九四七）[103]
5、西京賦詩，奉常參柏梁之宴；東都言讖，司空爲武衛之官。（庾信《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志銘》，《文苑英華》卷九六三）[104]
6、周人以之戰懼，大官稱於柏梁。（陸瓊《栗賦》，《初學記》卷二十八）[105]
例2的“石渠”“柏梁”實是前文提及的虚指用法，下句應該是指顔之推在蕭繹稱帝後任散騎侍郎期間經常參與君臣吟詠的意思；1、3、6例手法接近，以《柏梁臺詩》所詠之物爲典；4、5例手法接近，以參詠柏梁臺聯句的職官爲典。這種把聯句本事和聯句成果視爲經典的正面引述，相比顔延之、王僧孺、任昉、劉勰等人的表述，逐漸發生着細微卻重要的變化，這與南朝以後帝王臣工模仿《柏梁臺詩》作聯句的活動深入文人内心有着内在的邏輯關聯。
起於民間的《柏梁臺詩》不登大雅之堂，魏晉以前的文人學士無疑是看不起的。即使南朝人追溯七言詩起源，也仍往往上推到《四愁詩》《燕歌行》這些純抒情性的文人作品[106]，更不要説曹丕、曹植兄弟登銅雀臺作賦卻並不提及《柏梁臺詩》了（哪怕當時《柏梁臺詩》可能已被《東方朔别傳》著録）。《柏梁臺詩》爲什麽會在南北朝被視作七言聯句的鼻祖呢？
我以爲外在的書寫載體變遷所導致的《柏梁臺詩》在傳流過程中文本的形態變化，可能是一個外因。按照前文的討論可知，《柏梁臺詩》不但“某某曰”的形式爲後起，就是七言詩句之下附注職官、身分的形式，亦並非詩作固有的部分[107]。因爲原來作爲蒙學的教本，作者在創作詩句時並不用透露職官名稱，漢魏時代的學童、書佐如需記憶覆核《柏梁臺詩》文句所指，完全可以把標識職官身分的這些内容以簡背文字或“倒書”等形式書寫注記[108]；在被收入《東方朔别傳》的時候，這樣的形式大體上仍應繼續被保留。在兩晉以後簡紙交替完成，過録《柏梁臺詩》時没有辦法再用簡册上的特殊書寫形式去標記這些内容，加上時代的懸隔造成讀者對西漢一代的典章制度已不够熟悉，便必須逐漸改用句後小注寫出。前已提及“三輔盜賊天下危”三句注的問題，按照我們的看法，這三句本來並不分屬三人，“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三個注，大概本來就是針對“三輔”一詞的解釋，在抄寫著録形式轉换的過程當中分别被人爲散落到三句之下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後來此詩甚至以“帝 日月星辰和四時”的格式被抄寫，久之便被誤解爲七言句之前的那個人物、職官所作的，甚至在人物身份之後加上了“曰”字[109]，在形式上滿足了被塑造成“聯句”故事的條件，從客觀上誘發《柏梁臺詩》的文本性質發生根本的轉變。《藝文類聚》即是以“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的形式著録了《柏梁臺詩》，並且同《宋孝武帝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梁武帝清暑殿聯句柏梁體》《梁元帝宴清言殿作柏梁體》先後羅列在一起，還把詩序部分的“使群臣作七言詩”或“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寫成了“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110]，有意無意地模糊其單篇七言詩作的可能，力圖突出七言聯句的背景特徵。《藝文類聚》這種著録、排列的特點，如果是從《華林遍略》《修文殿御覽》這些南北朝類書中繼承而來的，那就有可能是南北朝以後的上層貴族文人構建和凸顯文體之間繼承關係的結果。《柏梁臺詩》在中古時代書寫載體變遷與被拆解爲聯句的關節點（即晉宋之間）正好能够合符，這也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柏梁臺詩》之所以被視爲聯句，更重要的内在動力是東晉南朝文學發展的背景。其中第一個關鍵的因素是東晉時代的文人顯貴中間出現了七言聯句體的遊戲，這應該是七言聯句柏梁體真正的本源。《世説新語·排調》：
桓南郡與殷荆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余嘉錫《箋疏》指出：
《古文苑》有宋玉《大言賦》《小言賦》，爲楚襄王、唐勒、景差、宋玉共造，如聯句之體。如《大言賦》：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云云。了語、危語，意蓋仿此。[111]
從外部形式看，《大言賦》與聯句之體仍有顯著區别，該篇中襄王、唐勒、景差、宋玉分别就“大”的話題作賦，間雜七言句，但如果不計“三兮三”騷體結構和個别存在異文的七言句[112]，真正確鑿的七言句只有三句（王一句，景差兩句），其餘則以四言句爲主，也與五言、三言相錯鋪排，句式錯綜變化[113]，這跟一般理解的“聯句”形式還不是一回事，與“了語”“危語”的區别顯而易見。不過“了語”“危語”的遊戲規則很可能確實是從《大言賦》中提煉並繼承發展的，其間有繼承性的一個核心規則，就是韻脚的使用。襄王提出“大言”的要求，通篇當中君臣諸人不但以“大”爲主題作賦，不少韻脚（或句中韻）也選取與“大”字叶韻的“世”“厲”“蓋”“介”“外”等字（當然也包括使用“大”字本身入韻）[114]，雖然全篇並不通押該韻，但其用韻的主流是明白易見的。已有學者指出，“了語”“危語”的韻脚，與“了”“危”是分别押韻的[115]，因此“了”“危”不但規定了作七言聯句的語義，也同時規定了用韻範圍。這顯然是把《大言賦》中某些本來並不十分嚴格的規則給固定下來，使用七言韻語聯句的方式進行的語言遊戲。這種語言遊戲似乎是東晉人相當熟悉的，不僅是桓玄、殷仲堪、顧愷之這些聲名籍籍的公卿名流言談之餘的遊戲，連史無其名的公卿僚屬長官也都對此相當在行、張口就來，可見它普及的程度。因爲使用的是七言，所以句子都帶有俚俗調笑的意味，這與西晉時人對七言的看法相合[116]。
因爲《柏梁臺詩》意在普及漢代職官身分等制度性内容，與“大言”“了語”“危語”相類之處，正是全詩基本上每句也都圍繞一個集中的主題，在東晉時代流行的七言韻語聯句的語言遊戲背景下，這種句句押韻的七言詩遺産，無疑很容易被當時人的觀念拆解爲一句對應一人的形式，《柏梁臺詩》的小注形式或“某某（曰）”的抄寫形式，除了簡紙變遷、歷史懸隔等外部因素，也不妨視爲這種觀念影響底下共同産生的結果。也就是説，《大言賦》、東晉人的語言遊戲並不以所謂柏梁臺聯句爲其濫觴，反可能是東晉人的這種語言遊戲激活《柏梁臺詩》並賦之以新的意義。前已提及，《藝文類聚》所録《柏梁臺詩》的詩序是：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這顯然也是模仿《大言賦》的開頭部分：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
這樣的詩序，當不會是《柏梁臺詩》創作時所本有的，而且與《東方朔别傳》所述也有比較明顯的不同，這正是在解構《柏梁臺詩》、追擬東晉七言韻語聯句遊戲源頭《大言賦》的外在形式。這裏有必要一提的是，《大言賦》《小言賦》究竟是否宋玉作品，過去多有懷疑，自從銀雀山漢簡《唐勒》出土以後，學者大多傾向於認爲二者很可能是宋玉的作品[117]，但其實《唐勒》從體式到内容，都與《大言賦》有明顯區别，尤其是“大言”的鋪排多使用與“大”同韻的字押韻的特點，在《唐勒》中完全找不到來源；從叶韻寬嚴的角度分析，《大言賦》也只能被確認早於南北朝祭泰分立之時[118]，其韻部特徵在兩漢到魏晉都不出意外。《大言賦》《小言賦》雖未必如劉大白所言是模仿西晉傅咸的《小語賦》而成[119]，但此類戲謔性小賦的創作和流行大致是在漢晉時代、是套用了類似《唐勒》賦中的人物對話形式“舊瓶裝新酒”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以爲目前的證據仍不足以將《大言賦》的時代推到先秦。從詩賦本身的撰作時代和源流系統來講，《柏梁臺詩》與《大言賦》時代本來應該比較接近（甚至不能排除《柏梁臺詩》較早的可能性），二者體式、内容之間的關係都不大，在晉代以後居然逐漸被人爲地安排到了同一文學脉絡底下，發掘出内在的隱含聯繫，確實是很耐人尋味的現象。我認爲在這其中將二者聯繫起來的内核，大概正是在涵蓋同一個話題之下的俚俗、俳諧韻語。
另外一個可以注意的背景是在南朝的賦作中，還出現了以西漢時代人物宴饗創作爲本事的作品。有名者如《文選》所載劉宋時代謝惠連《雪賦》，即是託梁孝王在兔園置酒，延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等賓客友人宴飲詠雪，全篇由梁王授簡札於司馬相如命作賦，鄒陽賦《積雪之歌》《白雪之歌》，枚乘爲亂三部分組成[120]。這種託三人之口的創作模式，自然模仿的也是《大言賦》《小言賦》[121]，但借西漢著名人物之口創作詩賦，也不能排除有模仿《西京雜記》所録撰作時代也許較早的《梁孝王忘憂館時豪七賦》的可能[122]，這大概應是晉宋以後開始出現的風氣。而年世比謝惠連略晚一些、同屬於陳郡謝氏的謝莊，則正是文獻中所見最早的聯句活動——宋孝武帝華林曲水聯句的參與者之一。在這一背景之下，把《柏梁臺詩》附會爲柏梁臺上漢武帝與群臣聯句活動的産物，也是十分自然的。
總之，《柏梁臺詩》本來並没有什麽“本事”，東晉以後擬古、託古的詩文創作實踐和七言聯韻的語言遊戲，是爲《柏梁臺詩》賦予漢武帝時柏梁臺作詩本事、拆解爲人一句聯韻體的重要内在動力，簡紙交替的著録形式的變遷則可能是其外在誘因。
六、《東方朔别傳》載録《柏梁臺詩》的背景
雖然我們不認爲《柏梁臺詩》詩是聯句的産物，但既然此詩曾被收入《東方朔别傳》，那麽至少説明此詩在《别傳》編寫時已經被賦予了武帝在柏梁臺命作七言詩的本事。
《東方朔别傳》的相關確切文本早已不傳，今類書及古書注文皆爲節引其内容，且未必符合原書本貌。推測這首詩至晚在東漢被整體收入《别傳》，從《世説新語·排調》劉孝標注所引的内容看，南朝所見的《别傳》所記《柏梁臺詩》的本事雖已與柏梁臺作七言詩聯繫，但很可能還不是柏梁臺上君臣聯句的形式[123]。如果把這首詩看成一個整體性的文本，從《東方朔别傳》編纂的角度看，此詩被收入該書的意圖，很可能是在於表現東方朔的捷敏與文采。從内容上，如果把《柏梁臺詩》整體視作《東方朔别傳》著録的東方朔作品，可以很容易地解決本文開頭提出的《别傳》文本的疑點。《别傳》可能是將這首詩移植到東方朔頭上，意在凸顯他在殿上群臣中不但最有七言詩的才能[124]，而且能以殿上所有人的角度或立場作出與其身份、職掌、行迹相應的詩。描寫殿上人物的詩句多數是平實穩重的，也有的是堂皇的（如皇帝、梁王），有積極的贊頌（如太常、宗正），也有消極的事實（如注所稱的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和沉重的吟詠（如丞相），“齧妃女脣”一句大概已被重新解釋、作爲東方朔對郭舍人的調侃了。至於全詩的最後一句，可能也確實已被理解爲東方朔的自道，意思是已經做了二十五句詩的他，因爲詩句文字詰屈、才力耗盡、十分窘迫，所以再也作不出一句適合自己的詩來了，可能也是藉“迫窘”一句表明東方朔大才高行，無詩句可以倫擬而已。這樣就能把安放在《東方朔别傳》中的整首詩的意脉都貫通起來了，《柏梁臺詩》被收入《東方朔别傳》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别傳》原來所記的故事情節，推測大致應是武帝提出讓群臣作七言詩之後，無人能應命，只有東方朔不但應付裕如，而且以在場的群臣爲主題作了詩，最後當然是以皆大歡喜、“上大笑，賜帛”之類收場。東方朔柏梁臺作詩時，不可能有所述的對象説明，詩句本身也有類似於“射覆”的一面，與東方朔善爲此道相應，而且全詩也跟東方朔一貫的詼諧、尖刻作風相合。在《漢書·東方朔傳》中，班固這樣描寫朔：
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顔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125]
《柏梁臺詩》裏過去被認爲意在諷諫、規儆的句子，出東方朔口中，無疑纔是最爲合理可信的。主張《柏梁臺詩》晚出的孫正軍都認爲：“《柏梁臺詩》語多滑稽，不少表述都帶有玩笑意味，所呈現的東方朔形象也和《東方朔别傳》其他文字所見東方朔一樣幽默詼諧”[126]，正是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全詩風格的内在統一性，只可惜正如前文所述，他還没有完全擺脱聯句説的影響。
從文獻記載來看，東方朔喜歡拿了朝中的官職安排來體現自己的敏捷、睿智和博學，《東方朔傳》緊接着有一段記東方朔以傳説和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比附吹捧武帝時的公卿諸臣，顯示武帝用人得當，並得其歡心之事[127]。可以注意，這段對話中提到的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衛尉、大理（廷尉）、司農、少府、太常、右扶風、執金吾、鴻臚、宗正、京兆、馮翊、將作（大匠）、光禄、太僕、水衡（上林令，按上林令元鼎二年〔前115〕改屬水衡）、典屬國、詹事，都是《柏梁臺詩》曾經吟詠過的（按照上文的看法，扶風、馮翊也許本不包括在詩内），而且《柏梁臺詩》作爲吟詠對象的職官部分，全部都包含在這一段對話中了。我想這正是傳説中的東方朔素來喜好以群臣職銜爲作詩應對對象的性格特徵的疊加，似非偶然巧合。
傳世的東方朔故事，無疑是逐漸地附會到他的身上去的，這也就是《漢書·東方朔傳贊》所言：“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128]。《柏梁臺詩》作爲體現東方朔智慧、敏捷的作品，可能是編纂《東方朔别傳》時，東方朔這個人物正逐漸被放大、神化，而把這首詩歸爲他的創作的，這樣也正能與東方朔善爲七言、“喜爲庸人誦説”，“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見《漢書·東方朔傳》）相符[129]。東方朔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在受到俗文學作品的影響，吸收俗文學文本中的内容和創作手法。這裏還可以舉一個例子説明。《史記·滑稽列傳》：
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130]
此事不見《漢書》記載。尹灣漢簡俗賦《神烏賦》記雌烏自投污廁而死之前有一段對雄烏的諫言：
死生有期，各不同時。今雖隨我，將何益哉？見危授命，妾志所持。以死傷生，聖人禁之。疾行去矣，更索賢婦，愁苦孤子。《詩》云：“云云青蠅，止于杆。幾（愷）自（？悌）君子，毋信讒言。”懼惶向論，不得極言。
《神烏賦》的作者最後評論説：
鳥獸且相憂，何況人乎？……誠寫愚（寓）以意傅（賦）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哀。”此之謂也。[131]
臨死前以《青蠅》諫言君、夫勿信讒，死後以《論語·泰伯》所記曾子語（漢代往往稱《論語》爲《傳》）作第三者立場的評論，也許正是當時俗文學叙述夫妻君臣關係的一種流行套路，同時也可藉此普及經典文本的内容，有一定的諷喻教化意義。《東方朔别傳》吸收了類似《柏梁臺詩》這種用以教誨學童的俗文學文本，是合乎情理的。《東方朔傳贊》所説“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很明確地提示我們，有關東方朔的故事，很多流行於底層社會、文化層次並不很高的人群中。《柏梁臺詩》從作品本身看雖然不至於那麽俚俗，但也應當放在俗文學的大背景當中加以觀察。
可以想見，類似《柏梁臺詩》《風雨詩》這類漢代閭里書師製作的篇什本來應該是相當多的，甚至《柏梁臺詩》也許只是興章教誨的一組七言詩中的一篇而已，只不過最後被中古的小説、文集等文獻著録，漸成廟堂背景的文學，又作爲上層人物摹效對象的，只有《柏梁臺詩》這一首，其他的作品則多已湮没不傳。《柏梁臺詩》的這種由俚俗到尊顯的命運變遷，不能不説主要是由它内容、體式方面的獨特性所決定的。王運熙晚年在樂府詩歌長期研究積累的經驗基礎上深刻指出：
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少出自民間的俚俗文學，初期常常受到上層許多文人的鄙薄和排斥，但時間長了，它們終於被上層人們所接受，並加以改造提高，成爲富有生命力的新體文學。[132]
《柏梁臺詩》可以爲此説添一個脚注，只不過它受到上層文人的接受與效仿，其原因和過程更爲複雜一些。
七、《柏梁臺詩》在七言詩發展史上的地位
如果承認《柏梁臺詩》是西漢中期創作的一篇具有興章教誨功能的七言俗文學作品，那麽它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其實不亞於過去把它視作聯句之祖的重要性。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
過去對《柏梁臺詩》最重要的一點誤解，是將它看作一句句互不相干文句的“拼盤”，清末民初詩人陳去病在《詩學綱要》中説：“《柏梁詩》每人一句，正如今之聯句，並非一人全篇之作；其一人全篇之作，當推漢昭帝《淋池歌》爲首。”[133]持這種意見的學者大概在文學史界是普遍的，所以這些年在討論成篇七言詩時，有的學者是把《柏梁臺詩》排除在外的，某種程度上只是把它當作七言散句來對待。哪怕有些正面評價《柏梁臺詩》的藝術水平的文學史家也只是把它當作一句句的聯詠來研究的[134]。現在確定這首詩是一整篇有意圖的創作，就爲漢代詩歌史上找到了一篇可靠的、時代最早的、摒棄了騷體和雜言特徵的成篇七言詩作品[135]。
談到七言詩的源頭，很多人都注意到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的《郊祀歌》，尤其是《景星》一篇，有十二句七言，但此篇在七言之前還有十二句四言，所以仍是雜言而不是純粹的七言詩。而且更爲重要的是，從詩歌文句内容上看，《柏梁臺詩》較《郊祀歌》又有了明顯的發展變化。據葛曉音概括，早期成篇的七言詩的特點是句句押韻，單行散句連綴、意思不相連屬，她同時主張，純實字七言詩的真正來源乃是《荀子·成相》的謡諺，其特點是七言句的後三字語法語義獨立，句腰第五字極少用虚字連接，而這正是與楚辭式（或騷體）七言句結構的不同之處。如果認真分析《柏梁臺詩》的話，會發現它在這方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下面把《柏梁臺詩》的這幾個方面的特徵表列於下方（用底色區隔本文劃分的不同段落）：
表1
詩句 | 字句結構 | 句腰第五字是否虚字 | 後三字語法結構及句中成分 | 後三字是否簡單重複或補充前面四字語義 | 上下句意脉有無關聯或句式對照 |
日月星辰和四時 | 2+2+3 | 否 | 動賓結構作謂語 | 否 | 無 |
驂駕駟馬從梁來 | 2+2+3 | 否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否 | 無 |
郡國士馬羽林材 | 2+2+3 | 否 | 定中結構與前並列 | 否 | 無 |
總領天下誠難治 | 2+2+3 | 否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和撫四夷不易哉 | 2+2+3 | 是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刀筆之吏臣執之 | 2+2+3 | 否 | 主謂賓結構，前四字爲賓語的同位語 | 否 | 有 |
撞鐘伐鼓聲中詩 | 2+2+2+1 | 否 | 定中結構，前四字作定語 | 否 | 無 |
宗室廣大日益滋 | 2+2+3 | 否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是 | 無 |
周衛交戟禁不時 | 2+2+3 | 否 | 動賓結構作謂語 | 否 | 無 |
總領從官柏梁臺 | 2+2+3 | 否 | 定中結構作狀語 | 否 | 無 |
平理請讞決嫌疑 | 2+2+3 | 否 | 動賓結構與前並列 | 否 | 有 |
修飭輿馬待駕來 | 2+2+3 | 否 | 動賓結構與前並列 | 否 | 有 |
郡國吏功差次之 | 2+2+3 | 否 | 動賓結構，前四字爲賓語的同位語 | 否 | 有 |
乘輿御物主治之 | 2+2+3 | 否 | 動賓結構，前四字爲賓語的同位語 | 否 | 有 |
陳粟萬石揚㠯箕 | 2+2+3 | 否 | 動補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徼道宫下隨討治 | 2+2+3 | 否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三輔盜賊天下危<尤> | 2+2+3 | 否 | 主謂（如危爲尤之訛，則爲定中）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盜阻南山爲民災 | 2+2+3 | 是 | 動賓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外家公主不可治 | 2+2+3 | 是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椒房率更領其材 | 2+2+3 | 否 | 動賓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蠻夷朝賀常會期 | 2+2+3 | 否 | 動賓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柱枅欂櫨相枝持 | 2+2+3 | 是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是 | 無（但與下句外觀對稱） |
枇杷橘栗桃李梅 | 2+2+3 | 否 | 並列結構與前並列 | 否 | 有 |
走狗逐兔張罝罘 | 2+2+3 | 否 | 動賓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齧妃女脣甘如飴 | 1+3+3 | 否 | 動補結構作謂語 | 否 | 有 |
迫窘詰屈幾窮哉 | 2+2+3 | 否 | 狀中結構作謂語 | 是 | 無 |
從句式結構上看，《柏梁臺詩》的七言句四三結構已經相當成熟，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注意的特點。第一，是散體入詩的傾向，如“撞鐘伐鼓聲中詩”，“聲”字從語義上是承接前邊的成分的，所以後三字並不非常獨立自由；“齧妃女脣甘如飴”的前四字也不是標準的二二結構，而是一三結構，節奏並不是非常穩定。第二是有兩句句末用了語氣詞“哉”，一方面這是七言詩押韻找之部字湊列韻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四三結構的三字句未盡實詞化的反映，也可以説是用散體入詩的一種表現。真正羅列名物的、祝頌的、謡諺類的實用七言，很少帶有語氣詞，也很少夾雜散體[136]，所以這首詩唸起來其實並不似一般羅列名物的應用體七言那麽節奏鏗鏘，而略帶有一些抒情性。這既可以説那時的七言尚處於不成熟的、從先秦韻文（如《詩經》之類）散體七言中逐漸摸索脱胎的後期階段，也可以看作早期七言比較自由、没有太多用字顧忌的特點，這種特點，我以爲也許只有在民間的文學創作中纔能保留。
從後三字的特點來觀察，句腰的第五字很少用虚字，更没有楚辭在“三X三”結構當中經常使用的“以”“而”這些虚詞和《成相》七言中“以”“乃”“以爲”這些虚詞，實詞化的程度已較高。大匠句“柱枅欂櫨相枝持”，句意乃襲用《淮南子·本經》“標枺欂櫨，以相支持”[137]，這種承襲改造的關係，當然也透露出此詩乃人爲創作的初學入門進階讀物的痕迹（從各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本身的學養不低）。《本經》此句上下文原多爲四言句，《柏梁臺詩》的作者將它改造爲七言的時候，就不得不保留句腰的虚字，這種七言句，顯然尚與兩句相對的四言的關係比較密切（也就是一句七言相當於原來的兩句四言），但在全詩中間比例已經很低。此外，後三字的語法結構多樣，以主謂結構、動賓結構爲主，與前四字的語法關係也多種多樣，相較《成相》七言的四三結構更加複雜多變，凡此皆可看出《柏梁臺詩》的四三結構的節奏和語法功能都非常獨立。從句内是否押韻角度看，全詩嚴格的四七字押韻只有“刀筆之吏臣執之”一句，而且“之”還是代詞，非常有可能只是一種偶合，不是自發主動的押韻考慮，這説明《柏梁臺詩》的七言已經不再等同於四言和三言的簡單相加，而是已經渾融爲一體的七言句。從後三字的語義來説，我以比較嚴格的尺度判斷，也只有“宗室廣大日益滋”“柱枅欂櫨相枝持”“迫窘詰屈幾窮哉”這三句的後三字可以算是簡單重複前四字語義或者對前四字作補充的，其他則基本都已經擺脱了“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效歡虞泰一”（《郊祀歌·天地》）這類意思很虚、僅爲前四字附和性成分的三字結構，後來《急就篇》中的很多非純羅列堆垛性質的句式構成（如“誅伐詐僞劾罪人”“總領煩亂決疑文”），很可能受到過《柏梁臺詩》這類作品的影響。總體來説，應該認爲這些發展特徵主要是建立在《柏梁臺詩》時代已經大量使用雙音節詞的語言事實基礎上的。不難發現，《柏梁臺詩》的二十六句没有一句是只使用單音節詞來組成七言的，這是西漢語言實際發展情況的一個微小側面。
從句子之間的意脉關聯和上下句式照應的角度來看，《柏梁臺詩》的特點是最值得注意的。雖然全詩意在普及職官制度方面的知識，但是據我統計，按照切分段落後的《柏梁臺詩》結構來看，全詩上下句之間意脉相連屬或上下句式有照應的，一共有十七句，如果不算很可能屬於畸零句的頭末兩句的話，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二，全詩絶非如章樵所説的“無甚理致”。這個比例足以説明西漢成篇七言詩的發展，並不像過去想像的那麽遲滯。
葛曉音曾分析過《郊祀歌》的例子，例如《天地》的八句七言，“四句一轉韻，但是句意和句式之間都没有緊湊的呼應，而是一句一意地鋪排奏樂場景”，《景星》的連續十二句七言“每句意思都各不連屬”“‘函宫吐角激徵清’，‘發梁楊羽申以商’，兩句雖然都是鋪排五音，但被轉韻隔開，没有對偶關係。……又如‘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前句以樂器自成對應，後句以祭祀魚牲對應。兩句之間既没有意脉的聯繫，也没有句式的對應。其他句子亦多如此”，“只需堆砌詞彙，不求篇意暢達”，並認爲這些制約七言發展的特點在字書歌訣、謡諺中間也存在[138]。她的分析很有道理，《柏梁臺詩》值得重視之處，正是可以在這些方面提供一些新知。
根據前文討論，《柏梁臺詩》並非二十六句聯句，有一些相連的詩句是在集中地描寫某些對象。其中述及丞相的兩句，句式完全對應、意義互補關聯，再加上補述御史大夫的一句，就把最高行政官員（即正副丞相）的職能在三句一個意群中涵蓋進去了；述及京兆尹的三句，也有意義上的遞進、補充關係，句式也都是主謂結構；述及上林食物的三句，則是兩句分説，一句總括（大匠和太官〔即前文指出的上林的前一句〕的兩句是文字視覺上的對應，不算在詩歌語言的關係範圍）。“平理請讞決嫌疑，修飭輿馬待駕來。郡國吏功差次之，乘輿御物主治之。陳粟萬石揚㠯箕，徼道宫下隨討治”六句雖然意脉並不連貫，但是句子結構卻都是較爲規整地兩兩相對，應該也是作者刻意設計的結果。葛曉音指出東漢戴良《失父零丁》“顯示了突破早期七言體制的努力”，認爲此篇句意有上下連接、回應，有的還參有對偶，“語氣較爲順暢，基本上形成了連貫的句脉”，她還説：
如果聯繫《漢書·東方朔傳》中的“射覆”和某些俗白的短章謡諺來看，這篇韻文每節之内意思的連貫與其俳諧的性質有關，因爲通俗的口語無須考慮體式，自然能够形成語意暢達的短篇歌謡。但當多層意思勾連成長篇時，就顯得力不從心。[139]
這是十分敏鋭的見解。像西漢中期創作的《柏梁臺詩》這樣帶有俗文學背景、口語色彩的中低層文人的七言詩，已經在努力地打破廟堂祝頌七言的束縛，擺脱鏗鏘的名物羅列和謡諺節奏，認真探索七言詩叙事、抒情的可能性，十分可貴。前文提到，與《急就篇》相比，《柏梁臺詩》的文字更爲生動有趣，如果承認本文對後者時代的判斷，這一點就顯得更加不易。
《柏梁臺詩》全篇雖是早期句句韻七言，但從“平理請讞決嫌疑”以下，幾乎已經不再單句成行，或兩句相照，或三句一解，這個特點已經與後來的七言詩句句韻常見體式特徵相合。全篇當中存在三個三句一群的自然意群，而且三句一群的意群，都出現在意群大段落的末尾，加上至少四對具有互相照應、對仗關係的句子，它相比起單句單行、句句韻的早期七言的基本特徵顯然有所發展，從中已能看到後來七言句句韻的主流形式特徵。
《拾遺記》載録漢昭帝所作的《淋池歌》（此詩即非漢昭帝作品，也完全可能是漢代創作的），全篇通押歌部韻，共五句，其前兩句是“三兮三”結構，另外三句七言是“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140]是兩句對照式的描寫加上一句抒情，三句語義爲一群，《柏梁臺詩》實已開其先河。如果《淋池歌》還存有著作時代疑問的話，時代最接近於《柏梁臺詩》的可靠的七言詩應推曹丕《燕歌行》。《燕歌行》二首，第一首15句，第二首因異文而有13句或15句兩種本子[141]。以前一首“秋風蕭瑟天氣涼”爲例，全篇通押陽部韻，對15句的意群劃分，各家意見不盡相同，有“二二二二二二三”（黄節）、“二二二三二二二”（余冠英）和“三三三三三”（吴小如）等不同方法[142]，應以吴小如的通篇三句一解最爲合理，這種三句一轉的語義群，應該就是從《柏梁臺詩》的七言體式繼承發展下來的。胡應麟認爲：“《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白紵詞因之，皆平韻也”[143]，這一意見十分精闢。從句意連緒相承的角度而言，《柏梁臺詩》也是有資格視作《燕歌行》之祖的[144]。在七言詩發展史上有劃時代地位的鮑照，對句句韻七言舊體做出不少革新，葛曉音曾指出他“吸收前代連押轉韻的方式，分出詩行和詩節，加强句行之間的鉤連和貫通”，並舉出《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中鋪陳羅列手法、詩行結綴方式、排偶的特點、總束全篇取得篇意連貫的方法等加以説明[145]，這些方法特點似也都能在《柏梁臺詩》裏多少找到痕迹。吴小如認爲《柏梁臺詩》“詩味極少”[146]，這應該不是他所説的《柏梁臺詩》每句押韻、近似謎語的必然結果，大概主要還是因爲《柏梁臺詩》完全呈現早期七言詩鋪陳羅列的特點，其本身興章教誨的意圖限制了抒情的可能，似不宜脱離題材性質而對其“詩味”太過苛求。從詩歌體式上，《柏梁臺詩》與後代七言詩之間清晰的脉絡關聯，纔更加值得我們注意。
在《柏梁臺詩》被拆解爲一人一句的聯句、柏梁體聯句成爲一種新體文學形式之後，它一變《柏梁臺詩》原本諧趣微諷的調子，完全轉化成了君臣宴席上善頌善禱的祝頌文學，這裏僅舉宋孝武帝《華林都水亭聯句效柏梁體》和唐中宗《十月誕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體聯句》爲例：
九宫盛事予旒纊。宋孝武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楊州刺史、江夏王臣義恭。策拙枌鄉慙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臣誕。折衡莫效興民謗。領軍將軍臣元景。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率臣暢。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臣莊。喉脣廢職方思讓。侍中臣偃。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臣顔師伯。[147]
潤色鴻業寄賢才。帝。叨居右弼愧鹽梅。李嶠。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憲。兩司謬忝謝鍾裴。崔湜。禮樂銓管效涓埃。鄭愔。陳師振旅清九垓。趙彦昭。欣承顧問侍天杯。李適。銜恩獻壽柏梁臺。蘇頲。黄縑青簡奉康哉。盧藏用。鯫生侍從忝王枚。李乂。右掖司言實不才。馬懷素。宗伯秩禮天地開。薛稷。帝歌難續仰昭回。《景龍文館記》作“謬司考能宸綱該”。宋之問。微臣捧日變寒灰。陸景初。遠慚班左愧遊陪。上官婕妤。[148]
後一詩用韻與《柏梁臺詩》屬同部，甚至沿用了原詩的一些韻脚字詞，但風致已顯然大不相同，成爲一種無聊的應制作品，因爲是每人各説各話，也就基本没有上下相照、自爲意群的結構了。
真正繼承了《柏梁臺詩》的俗文學内核的，反倒是唐代以後的一些詩人所作的七言連韻。最爲學者注意的，無疑是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其體制乃由《柏梁臺詩》化出，明人唐汝詢早已指出，但唐氏仍遵舊説認爲二者有“人各説一句”與“人各記一章”之變[149]。其實此詩對八人各用二到四句不等的一章來描寫，與《柏梁臺詩》並無本質不同，七言詩歌本身的發展，描寫對象變得複雜，使得一句七言已經不敷用，何況前已論證《柏梁臺詩》即用了三句寫丞相御史大夫治國，三句寫京兆尹，三句寫太官上林美食，本不妨也可以看成是獨立成章的。真正的不同只是杜甫在每一章裏面都點出了該章所述的人名，《柏梁臺詩》則暗藏其實指而已。《飲中八仙歌》正是因爲吸取了俚俗文學製作中的本質性的特點，纔使得整首詩歌變成了輕快活潑、富有生趣的新體文學。
唐代以後繼作柏梁體的詩人不少，李新魁曾概括後代柏梁體的特徵是“都用平聲字爲韻，句句押韻，而且一韻到底，且多用三平脚，前四字則多仄聲，不雜用律句，多是拗句”[150]。我覺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首也許是蔡襄的《甲辰閏月初伏快雨涼風晝眠初覺庭前小欄花木各有意氣戲效柏梁體》：
閏夏天氣熱焰烘，崇朝快雨隨清風。晝軒夢覺開前櫳，畫欄花草意氣雄，側枕遥聞數異同。如子微物煩化工，盍各言爾之所從？繁葩富艷生朱紅。川海棠。枯條大蕊千萬重。絳桃。修幹點綴赤日中。蜀葵。蠲去憂忿誰與功？萱草。採摘烹煮袪煩胸。百合。秋霜巨實垂如甕。木瓜。横柯遠引交加叢。紅玫瑰。葉抽緑劍端黄茸。山薑。直立開披泉貨通。金錢。疊繞翠羽翻虬龍。薜荔。誤入畦町非余公。頃麻。助滌渴肺思匪躬。麥門冬。物物自名詞不窮，願當我意乃汝容，負汝不飲慙衰翁。[151]
蔡襄以遊戲的心態與花草對話，託它們的口以七言連韻道出各自的特點功效，最後又以“物物自名詞不窮”爲花草的“聯句”收束，真是把柏梁臺搬到了自家花圃當中，極富意趣。但就像《柏梁臺詩》本身一樣，如將此詩的小注去掉，它本身就是一篇完整的個人文學創作，而不真是每種花自己的詠唱，而且詩中三句一解的地方有兩處，其寓教於樂的特性和創作手法，跟《柏梁臺詩》正是息息相通的。
柏梁體在中古以後的兩綫發展路徑，説明文學體制真正的傳流發展的生命力，並不在於對其表面形式化的特徵模仿，而是對内核性的、溯及文本創作源頭的本色的繼承。《柏梁臺詩》不但給後世七言體詩歌開創了誹諧風格的先河，也正在向比較成熟的七言句句韻詩歌體式邁進，這是民間俗文學帶給中國文學史的寶貴財富。
結論
本文從質疑《柏梁臺詩》傳統的“聯句”文本之説入手，由内（即詩歌文本本身）、外（即歷史上對《柏梁臺詩》的認識演變）兩方面論證原詩並不是二十六句聯句，而是一首完整的、内部分成三個自然意群的七言詩。結合詩歌的體式和内容方面的特點，與出土文獻中有關七言詩的對比分析，本文認爲《柏梁臺詩》很可能是西漢昭宣時代的閭里書師編纂的具有蒙學教育作用的俗文學作品，本不與柏梁臺宴飲作詩的本事相關，後來可能被附會爲東方朔的作品收入《東方朔别傳》，意在表現東方朔的敏捷和文采。《柏梁臺詩》大約在東晉以後開始被拆解和重新解讀，此過程主要的外在和内在動力有二，一是簡紙交替過程中産生的詩歌著録方式的變遷，二是東晉以後興起的七言韻語聯句的遊戲和詩賦擬託於西漢時代著名人物之口的風氣，《柏梁臺詩》最終被分析爲二十六個人在柏梁臺上聯句、增添了不盡符合原詩撰作意圖的標識職官和身分的文字，並仿照《大言賦》起頭部分增改了詩的小序，直接製造了南北朝文人知識系統中的漢武帝柏梁臺聯句的典實，廣爲詩文援引化用。劉宋以後君臣聯句活動的興起，與《柏梁臺詩》文本性質的改造，相輔相成，互爲因果。《柏梁臺詩》雖非聯句之祖，但在七言發展史上是最早的一篇完整純七言詩，從全詩的句式結構、後三字表現的内容虚實角度看，《柏梁臺詩》都已經頗爲成熟，最值得注意的是全詩句子間的意脉關聯和上下句式的照應關係，已經形成了後來句句韻七言詩主流體式特徵。唐宋以後杜甫、蔡襄等人所作的帶有俳諧特點的柏梁體詩，真正繼承了《柏梁臺詩》内核特質；南北朝以後的七言聯句體，反倒正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説的《柏梁臺詩》的“餘製”，其遊戲性質與應制功能蓋過了柏梁體的文學意義。藉由對《柏梁臺詩》的文本性質和演變的再探，本文希望學界能够重新審視這篇製作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從而更充分地闡發俗文學對推動文學體式發展的重要意義。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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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蒙葛曉音先生、康韻梅先生、傅傑先生、鄔可晶先生、白軍鵬先生審閲指正，給了許多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葛曉音先生給小文提供了很重要的修改意見，尤其是提示作者注意東晉七言韻語遊戲與《柏梁臺詩》拆解的關聯，以及七言句句韻體式特徵與《柏梁臺詩》所呈現的特點的關聯，還指出了初稿中的個别明顯不妥之處，作者非常感激。此文投寄《文史》後，又承匿名外審專家給予批評指教，友生范子靖也給了很好的修改意見，特此鳴謝。
[1] 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等校點《日知録集釋》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0—471頁。
[2] 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950年第1期，第47—66頁。
[3] 丁邦新《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收入《中國語言學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第557—563頁。
[4]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第2期，第1—56頁。孫文在《柏梁臺詩》研究中最晚出，各家有關《柏梁臺詩》真僞辯論的有價值的意見多已見於此文的綜括，故本文此處僅舉重要者而言，不備列各家意見。
[5] 逯欽立《漢詩别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第292—301頁
[6] 余冠英《七言詩起源新論》，收入《漢魏六朝詩論叢》，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149—150頁。
[7] 陳直《漢詩真僞問題》，收入《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6—59頁。
[8] 王暉《柏梁臺詩真僞考辨》，《文學遺産》2006年第1期，第35—45頁。
[9]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説新語箋疏（修訂本）》卷下之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11頁。
[10] 章樵注《古文苑》，《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杭州蔣氏明成化壬寅（1482）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冊卷八，第3—4葉。按《柏梁臺詩》異文甚多（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第48—50頁），此本亦有個別問題，例如“舍其”當作“會期”，“鍾”宜作“鐘”，“薄”宜作“欂”等。柏梁臺之“柏”字，刊本常作“栢”，本文皆統一為“柏”，下遇此類情況不再說明。
[11]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5頁。
[12]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44頁。
[13] 逯欽立《漢詩别録》，第296頁。
[14]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14頁。
[15]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26—28頁。
[16]《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中華書局，2014年，第3297—3298頁。
[17] 何清谷校釋《三輔黄圖校釋》卷五，中華書局，2005年，第281頁。據今人研究，今本《三輔黄圖》成於北宋末南宋初，是一部僞託之作，參看陳偉文《今本〈三輔黄圖〉成書年代及其文獻性質考論》，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5—93頁。
[18] 《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四部叢刊三編》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静嘉堂文庫藏宋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86册，第3a葉。
[19] 《宋本藝文類聚》卷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00頁。
[20] 劉勰著，黄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64、73頁。
[21] 王逸撰，黄靈庚點校《楚辭章句》卷二《九歌·東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8—59頁。
[22] 漢武帝“金堤製恤民之詠”事見《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第1704頁。
[23] 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第47頁；逯欽立《漢詩别録》，第293頁。
[24] 只不過我們以後代帝王編集的習慣和現代的學術眼光，很容易認爲把《柏梁臺詩》歸入《漢武帝集》主要是因爲所謂“聯句”的首句“日月星辰和四時”出自武帝，便順帶地將全詩的著作權都給了他，這卻不一定符合古人對《柏梁臺詩》文本本身的真正看法。
[25] 任昉撰，陳懋仁注《文章緣起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26]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65—167頁。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4—265頁。
[27] 個别文字已逕據合理校改意見改動（參看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第48—50頁），又據下文分析的文義照應和意群關係加了新式標點。
[28] 徐天麟《西漢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93—694頁。
[29]《漢書》卷七六《趙尹韓張兩王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233—3234頁。《資治通鑑》卷三〇，中華書局，1956年，第965頁。
[30] 過去王力指出“危”字出韻（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4—15頁），或主張校改爲“尤”（丁邦新《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第559頁）。從文義看，“天下危”“爲民災”對句似較易説通，作“尤”見於《宋本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519頁），也是可以講通的，丁邦新把“尤”字解釋爲“過責”，全句即“三輔之地有了盜賊，全天下的人都起而責備”的意思，這一理解恐非。此句“尤”字應理解爲最尤之義，即三輔之地的盜賊是天下最猖獗的。
[31]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24頁。
[32]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0頁。
[33] 余冠英《七言詩起源新論》，收入《漢魏六朝詩論叢》，第150頁。
[34] 葉大慶《考古質疑（及其他一種）》卷一，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第5頁。
[35] 王四維《西漢昭帝以降的列將軍考》，《南都學刊》2019年第5期，第12—13頁。
[36]《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第2504頁。
[37] 王暉《柏梁臺詩真僞考辨》，第39—40頁。
[38]《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25頁。
[39] 西漢丞相與御史大夫地位、權力不平等，御史不得與丞相鈞禮、差居丞相後，皆明見於文獻記載（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22—23頁），“刀筆之吏臣執之”的意思其實是“刀筆之吏有人臣執掌”，與丞相的兩句自有呼應之意；特稱御史爲“臣”，意在顯示御史大夫位在丞相之下，於所謂“三公”中地位最低，且也可以同下文“乘輿御物主治之”句避複。這一點是特别需要指出的，否則很容易將此句錯會爲聯句説御史大夫自道的證據。
[40] 史游著，曾仲珊校點《急就篇》，岳麓書社，1989年，第292頁。
[41] 荀悦撰，張烈點校《漢紀》卷二八《哀帝紀上》，中華書局，2002年，第491頁。
[42] 《全唐文》所收《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銘》的序中有“薰羶不咀於口”之語（《全唐文》卷九九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據原刊本縮印，第4571頁），其結構可以與“齧妃女脣”句相比。北宋張耒：“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卷五五《答李推官書》，中華書局，1990年，第829頁），説的正好是與詩意相反的情況，“食之於口”的結構也可資比較。
[43]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漢舊儀卷下》，中華書局，1990年，第83頁。
[44]《後漢書》《志》第二十六，中華書局，1965年，第2593頁。
[45] “上林苑有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原注：嶧陽太守曹寵所獻，大如拳）”、“有秦桃、櫻桃、緗核桃、霜桃（原注：霜下乃堪食）、金城桃、胡桃、綺葉桃、含桃、紫文桃”、“有紫李、青綺李、黄李、青房李、緑李、顔淵李（原注：出《魯志》）、合枝李（原注：五株）、羌李、朱李、車下李、燕李、猴李、蠻李”、“有朱梅、同心梅、紫蔕梅、燕支梅、麗枝梅、紫花梅、侯梅”等（《太平御覽》卷九六四、九六七、卷九六八、卷九七〇，第133册，第5a、4b、5b、2b葉）。
[46] 《太平御覽》卷九六五，第133册，第3b—4a葉。
[47] 《文選（附考異）》卷八《上林賦》，啓明書局，縮印清胡克家本，1960年，第109頁。
[48] 漢代俗文學的代表王褒《僮約》云：“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初學記》卷一九，中華書局，1962年，第467頁），可資比較。
[49] 黄暉撰《論衡校釋》卷一九，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843頁。
[50]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佚文》，中華書局，1981年，第565—566頁。
[51] 葛曉音《早期七言的體式特徵和生成原理——兼論漢魏七言詩發展滯後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第185頁。
[52]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40頁。
[53] 錢鍾書《談藝録》（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第523—524頁。
[54] 漢代文字“手”旁“木”旁常相訛混，上句末字“持”也可能本來就寫作“㭙”，與“持”通用。
[55] 劉桓編著《新見漢牘〈倉頡篇〉〈史篇〉校釋》，中華書局，2019年，圖版第7頁，釋文第56頁。
[56] 許慎撰《説文解字》，影印陳昌治本，中華書局，1963年，第120頁。
[57] 史游著，曾仲珊校點《急就篇》，第292—296、298—302頁。
[58] 逯欽立《漢詩别録》，第300—301頁。
[59] 不過有人以爲此詩正是“以拙勝”（王世貞《藝苑卮言》，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27頁）。
[60] 董珊《敦煌漢簡風雨詩新探》，收入董珊《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3—258頁。釋文標點在此文所録基礎上略有改動。
[61] 劉桓編著《新見漢牘〈倉頡篇〉〈史篇〉校釋》，圖版第38頁，釋文第209—211頁。釋文標點在整理報告基礎上有所改動。
[62] 劉桓編著《新見漢牘〈倉頡篇〉〈史篇〉校釋》，釋文第210—211頁。
[63] “教”字右邊“攵”旁清晰，左旁殘泐較甚，據殘痕及文義釋出。
[64] 《太平御覽》卷七四八，第106册，第3b葉。
[65] 董珊《敦煌漢簡風雨詩新探》，第257頁。
[66] 許雲和《敦煌漢簡〈風雨詩〉試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86頁。
[67] 邢義田《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收入《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中西書局，2019年，第20—21頁。秉按，查《論衡·自紀》是説“誦（按，充父）奇之，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黄暉撰《論衡校釋》卷三〇，第1180頁）。“出於書館”的意思是從家中出就書館（參看《論衡校釋》附編二《王充年譜》，第1211頁）。所以王充六歲時在家中先由父親教他寫字讀書，八歲出就縣的書館就學，至於六至八歲期間有無在閭里就學則已不能確知。
[68] 項楚《項楚學術文集·敦煌詩歌導論》，中華書局，2019年，第154頁。
[69] 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第147頁。
[70] 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第147—153頁。
[71]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0頁。
[72]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2頁。
[73]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4—35頁。
[74]《周禮注疏》卷三七，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1925頁上欄、1929頁下欄。
[75]《周禮注疏》卷三七，第1925頁上欄。
[76]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一，中華書局，1987年，第2952、2988頁。
[77]《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50頁。
[78] 韋昭説法見《初學記》卷一二《鴻臚卿第十七》引，中華書局，1962年，第305頁。參看黄以周《禮書通故》卷三四，中華書局，2007年，第1516—1517頁。
[79] 班固撰，陳立疏證，吴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一，中華書局，1994年，第7—11頁。
[80] 《漢書》卷三《高后紀》，第96—97頁。
[81] 《漢書》卷五《景帝紀》，第145頁。
[82]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3頁、第31頁注2。
[83] 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 第二届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中西書局2015年，第125頁
[84]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頁“吏與事”條引馬王堆帛書《周易》諸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3卷，中華書局，2014年，第206—207頁。
[85] 《周禮注疏》卷三〇，第1817頁下欄。
[86] 如陸賈《新語·輔政》：“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王利器撰《新語校注》卷上，中華書局，1986年，第53頁）
[87]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一七，中華書局，1992年，第458—459頁。
[88] 《漢書》卷四五《蒯伍江息夫傳》，第2177頁。《資治通鑑》卷二二，第723—724頁。
[89]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四二，中華書局，1979年，第620—625頁。
[90] 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等校點《日知録集釋》卷二一，第471頁。
[91] 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等校點《日知録集釋》卷二一，第470—471頁。
[92] 比如孫正軍主張此詩作於西漢平帝元始五年之後，又認爲詩句下面的小注爲原有，這就遇到了哀帝元壽二年丞相改稱大司徒，成帝鴻嘉三年（前18）詹事省併大長秋，成帝河平元年（前28）典屬國省併大鴻臚的矛盾，這些矛盾如能以“撰者標榜《柏梁臺詩》作於武帝時，則以武帝時官職叙述其事無疑是可能的”（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35頁注2）來迴避，那麽詩作内容和小注的其他很多矛盾卻没有在創作構思時加以彌縫，這就很難給出全面合理的解釋了。
[93] 見《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第407頁。根據現有資料無法肯定，生活在昭宣時代的梁頃王毋傷、敬王劉定國在他們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參看《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第406頁）必無駟馬入朝之事，“驂駕駟馬從梁來”也許即是以實際發生過的大事爲背景的亦未可知。
[94] 丁邦新《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第563頁。
[95] 有人以聯句出現的時代斷層來懷疑甚至否定《柏梁臺詩》的可靠性（張長弓《漢武帝柏梁臺聯句辨》，《國立河南大學學術叢刊》1943年第1期，第40頁；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第62頁；涂宗濤《柏梁臺詩當是僞託》，《詩詞曲答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頁），這並没有足够的説服力，我們不贊同這類質疑。
[96]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聯句詩》，陳伯海主編，張寅彭、黄剛編撰《唐詩論評類編》增訂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85頁。
[97] 不過整個南北朝隋唐時代的聯句，並不以柏梁體聯句爲主流，而是以每人二句、四句爲主要形式，有些名爲聯句，實際上是寄贈酬答之作，參看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第147—150頁。關於這一點，還可參看下文注釋對北魏七言連韻的討論。
[98] 《宋本藝文類聚》卷八九，第2306頁。
[99] 《宋本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519頁。
[100] 《宋本藝文類聚》卷八六，第2197頁。
[101]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顔之推》，中華書局，1972年，第622頁。
[102] 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卷四《詩》，中華書局，1980年，第289頁。
[103] 《文苑英華》卷九四七《誌》，縮印宋本及明本，中華書局，1966年，第4983頁。
[104] 《文苑英華》卷九六三《誌》，第5063頁。
[105] 《初學記》卷二八，第678頁。陸瓊傳見《陳書》卷三〇《陸瓊》，中華書局，1972年，第396—398頁）。
[106] 《南齊書·文學傳》：“史臣曰：‘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 （《南齊書》卷五二，中華書局，1972年，第908頁）
[107] 游國恩主張“某某曰……”的形式早於《古文苑》句後小注的形式（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第50—51頁），其説並無確據。
[108] 關於用簡背文字注記出簡面的疑難内容之例，如郭店簡《五行》36號簡的“解”字，參看劉傳賓《郭店竹簡文本研究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40—341頁。關於出土簡牘及傳世文獻的“倒書”有續補、補記的性質，參看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7—128頁；王志勇《據出土簡牘考察〈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書》，《文史》2015年第4輯，第73—76頁。
[109] 《太平御覽》卷三五二引《東方朔傳》：“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臺召群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周衛交戟禁不時”（《太平御覽》，第54册，第8a葉），此條節引的詩句，“衛尉”下有一方塊，而非“曰”字，游國恩引用此條補出一個“曰”字（游國恩《柏梁臺詩考證》，第47頁），實無必要。此處如非宋本《太平御覽》誤刻的話（可注意此條本有“曰”字），可能原應是抄此詩時代表身分職官與詩句之間以示區隔的空位，所以我懷疑這大概是比較早的一種詩句著録形式，“某某曰”則是從這類形式衍生的（古漢語的“曰”本可以表示“爲”“是”“謂之”一類意思，“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所表示的本或是“皇帝是所謂‘日月星辰和四時’”之義）。另外，《古文苑》小注裏的人名，學者多指出是後來添加，九卷本《古文苑》尚無人名（顧廣圻校《古文苑》卷四，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嘉慶間蘭陵孫氏刻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5—146頁；參看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5、7頁）。從“梁王孝王武”“執金吾中尉豹”這些疊床架屋的稱呼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人名添加的時代應更晚一些，即非如有些人認爲的是章樵所加，也應離章樵注《古文苑》的時代不太遠。
[110] 《宋本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518—1520頁。
[111]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説新語箋疏（修訂本）》卷下之下，第820—821頁。
[112] 如余嘉錫所舉“長劍耿耿倚天外”句“外”字下章樵注云：“一作‘之外’”（章樵注《古文苑》，《四部叢刊初編》，第2冊卷二，第5a葉），一般認為此當是針對“外”字而言一本作“之外”，即“天”下多一“之”字，如此則該句也可能本是兩句四言。從“耿耿”二字章樵注云“一作‘耿介’”看，這種本子應該是以兩句四言的“介”“外”二字為韻。當然，一本也可能是文本流傳過程中發生的變異，難以確知何先何後。
[113] 章樵注《古文苑》，《四部叢刊初編》，第2冊卷二，第4—5葉。
[114] 《宋本藝文類聚》卷一九引《大言賦》“耿耿”作“耿介”，但“天”下無“之”字（第538頁）。
[115] 王守華《〈世説新語〉發微》，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251頁。
[116] 傅玄《擬四愁詩》序：“昔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中華書局，1983年，第573頁）。《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摯虞《文章流别論》：“七言者，‘交交黄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第86册，第2b葉）皆是。南朝貴族、文人以韻語為聯語遊戲，還有梁高祖蕭衍、劉孝綽、沈約、庾肩吾、徐摛、何遜、吳均等人以“五字疊韻”聯句之例，從徐摛、何遜所聯之句的內容看，同樣帶有濃厚的戲謔意味（李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卷二百四十六引《談藪》，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9冊第3925頁），而使用一韻到底（“了語”“危語”）的七言來聯句，無疑更從體式上強化了語言遊戲的俳諧之感。
[117] 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中西書局，2018年，第24頁。
[118] 蕭振豪《〈古文苑〉所收“宋玉賦”韻讀及真僞問題重探》，《中國楚辭學（第十七輯）——2009年深圳屈原與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學苑出版社，2011年，第146—147頁。
[119] 劉大白《宋玉賦辨僞》，原刊《小説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1927年6月，收入彭黎明選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文精粹 散文賦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1頁。
[120] 《文選（附考異）》卷一三，第177—179頁。
[121] 曹道衡《從〈雪賦〉〈月賦〉看南朝文風之流變》，《文學遺産》1985年第2期，第3頁。
[122] 劉歆撰，葛洪集，向新陽、劉克任校注《西京雜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3—190頁。
[123] 類似《東方朔别傳》所述的，以七言韻文争勝的事情，也許可比照《魏書》所記的北魏王室連韻作七言詩事：“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魏書》卷一九《景穆十二王列傳·任城王拓跋澄》，中華書局，1974年，第464頁）宗室其他人只需賦詩，但孝文帝特别命拓跋澄“七言連韻”，主要是因爲其在宗室中地位尊崇，且所作必然不止一句，而是拓跋澄自作柏梁體七言詩（當然不一定有那麽長）；他和孝文帝以此“賭賽”直至深夜，估計也不是《魏書》所記孝文帝在懸瓠方丈竹堂裏君臣各作兩句即换韻另作的方式（《魏書》卷五六《鄭羲傳（附道昭傳）》，第1240頁），而可能是類似孝文帝在清徽堂“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的活動（《魏書》卷一九《景穆十二王列傳·任城王拓跋澄》，第468頁），每個人應該是都做了至少四句連韻甚至是比較完整的詩篇的。本文開頭提到的顔延之《庭誥》所謂“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的詩歌形式，我認爲所指當包括這些“七言連韻”，當然更主要是指《燕歌行》這類作品（詳下文），而斷非一人一句的聯句體。
[124] 《漢書·東方朔傳》云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第2873頁），朱東潤認爲《屏風》《殿上柏柱》詩當即指《東方朔别傳》所記“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的七言詩，又説“柏梁臺聯句，當然不可信，但是史傳對於此事，卻也留下蹤迹。”（朱東潤《中國傳叙文學之變遷 八代傳叙文學述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9頁）其意似謂東方朔於柏梁臺確曾作詩，但並不是今傳的《柏梁臺詩》。不過《别傳》的内容應該是與《柏梁臺詩》緊密配合的，恐怕和《屏風》《殿上柏柱》詩不一定有關係。把《柏梁臺詩》附會爲東方朔在柏梁臺作，主要可能還是因爲它是東方朔擅長的七言而已。
[125]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第2860頁。
[126] 孫正軍《〈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第40頁。
[127]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第2860頁。關於此段中的官名時代問題，參看逯欽立《漢詩别録》，第296頁。
[128]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第2874頁。
[129]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第2873—2874頁。
[130]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第3896—3897頁。
[131] 裘錫圭《〈神烏傅（賦）〉初探》，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65—266頁。“愚”字之釋從原整理者説（連雲港市博物館〔滕昭宗執筆〕《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文物》1996年第8期，第31頁），讀爲“寓”參看陳劍《據出土文獻説“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收入徐剛主編《嶺南學報》復刊第10輯《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9頁注1）。
[132] 王運熙《中國中古文人對俚俗文學和時俗文學的態度》，《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第3—4頁。
[133] 羅根澤《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引，《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7頁。
[134] 如王世貞説：“‘日月星辰’一句，和者不及。……‘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藝苑卮言》，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27頁）鄔國平説：“君臣聯詠，全首七言，雖無通篇結構，各人自述職事，也就有了比較一致的思路，從而避免了過多的雜散。……‘日月’‘三輔’‘柱枅’‘走狗’等句，頗見穩健。”（《漢魏六朝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135] 漢昭帝《淋池歌》出自《拾遺記》，真僞有争議，參看羅根澤《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第177頁。
[136] 兩漢鏡銘往往在句中用“哉”字，句末用“哉”並且入韻的不多見，例如“作佳鏡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之天保兮哉”（鵬宇《兩漢鏡銘釋文彙編》，《兩漢鏡銘文字整理與考釋》，復旦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6頁），第一句的“哉”字用法類似騷體“三X三”中的虚字，在鏡銘頭一句中極爲常見，最後一句“哉”字則顯然是爲了跟“海”字趁韻的，真正起到語氣詞功能的還是“兮”而不是“哉”，這種用法在鏡銘裏很少見。
[137] 周淵龍、周爲編著《奇文趣詩》，敦煌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168頁。
[138] 葛曉音《早期七言的體式特徵和生成原理——兼論漢魏七言詩發展滯後的原因》，第184—187頁。
[139] 葛曉音《早期七言的體式特徵和生成原理——兼論漢魏七言詩發展滯後的原因》，第186—187頁。
[140] 王嘉撰，蕭綺録，齊治平校注《拾遺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128頁。
[141] 魏宏燦《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13頁。第二首的内容有一些異文，其中15句的一種包含兩個四言句（“飛鳥晨鳴，聲氣可憐”，另一種異文作“飛鶬晨鳴聲可憐”），合併爲一句故視爲15句。
[142] 參看吴小如對《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的評析，其文收入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上）》，中國文聯出版社，1988年，第324—325頁。
[143] 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三，中華書局，1962年，第46頁。
[144] 陳祚明認爲《燕歌行》“此七言一句一韻體，又與《柏梁》不同。《柏梁》一句一意，此連緒相承，”（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採菽堂古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3頁），就是在聯句説的影響下對二者之間内在差異的判斷，不够準確。
[145] 葛曉音《中古七言體式的轉型——兼論“雜古”歸入“七古”類的原因》，《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第78頁。
[146] 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上）》，第324頁。
[147] 《宋本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519頁。
[148] 《全唐詩》卷二，中華書局，1960年，第24頁。
[149]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中華書局，1979年，第85頁。
[150] 李新魁《實用詩詞曲格律詞典》，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197頁。
[151] 蔡襄撰，徐
原刊《文史》2020年第4輯，此據作者原稿。感謝郭永秉先生授權發佈！如需引用，請以原刊爲準。
編輯：聽書人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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